这时的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观念”倒正像蔡和森说的“革命党也公然这样的指斥他”，也正是六年后他义正词严提出来必须要改变的“错误的观念”。而且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不厌其烦长长地抄录了罗ｄūｎ＠①融的《庚子国变记》和《拳变馀闻》中“顶有趣味的几处”，“给我健忘的国民一读”，期望引起国民对义和团的强烈憎恶和普遍警惕。

    应该说陈独秀1924年写《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时不会真的忘记了1918年自己写的《克林德碑》，只是“观念”改变了，“思想”前进了，对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的评价也截然相反了。当年批判的矛头是指向中国东方文化的顽旧迷信的传统与国人的麻木不仁可怜可悲（他说：“中国何等可耻！义和团何等可恶！”）；如今他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买办洋奴，而且给了义和团运动极高的民族革命斗争史“前驱”与“序幕”的荣誉评价，只字不提东方文化顽固迷信的传统。——认识判断上这样截然相反的变化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原本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陈独秀把自己修正后的观点见解说得如此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如此斩钉截铁、不容商量，丝毫没有一丁点儿对自己六年前公开表态的观念作出纠正反思与自我批评。似乎一切堂堂正正，顺理成章，似乎六年前不曾有过这么一篇影响不小的题名《克林德碑》、署名“陈独秀”，且发表在赫赫有名的《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这样的笔墨变幻倒确有点儿令人感到惊愕与好奇。难怪胡适在谈到陈独秀观念上这一变化时会笔带讥讽地说：“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现在亦大出力颂扬拳匪。……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在陈独秀发觉有必要澄清对义和团错误的观念的同时，胡适也发觉“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见《努力的问题》）。

    五四时代，陈独秀与胡适一样是以思想新旧来看问题，来判断*文化革新还是守旧，而到1924年陈独秀已经改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论调来处理思想、文化上的新旧问题，并且转向得痛快淋漓，颇显示出愤激有余而自省不足，不惜撕断自己的过去，凭一时灵感一时兴奋一时觉悟就写文章，使观察者如坠云雾。——又如1923年陈独秀公开表态反对翻译介绍泰戈尔（原因还是对东方精神文明的强烈且偏执的憎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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