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不必为义和团运动是非曲直作过多的评价与讨论，从文化或从*不同角度来看，其历史结论仍有许多争议，意识形态的立场与诠释、文化传统的思考与理解本身就展示不同的视野，在一个“革命”和动乱传统过于沉重的国度里，在一个混沌思想占大多数的东方乐土，有关神权迷信和异端邪说的话题和荒诞且严肃的斗争杀戮，似乎时时都会变幻出新的形态花色，喧闹起新的是非功罪。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陈独秀在义和团问题的幡悟改昨本身的含义。我们一般都将之看作为中国*主义革命早期的正义愤慨必然形成的过激主义，同时我们也认真探讨过*主义革命者对陈胜、吴广到黄巾、黄巢，到《水浒》、《英烈》，到洪秀全、杨秀清、白莲教、捻子军，当然也包括义和拳、红灯罩等的特定的认同心理。——在革命获得历史性成功，建立自己新的政权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便会被认作是一连串光荣的传统，以他们辉煌的业绩和不朽的功勋照耀一个*沸腾的时代。陈独秀们在舆论上为义和团平反，正是基于这样的“移情”思维。

    还有一点便是潜伏在陈独秀内心深处的对“野蛮”与“恐怖”的不以为然，——这与他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党员身份也有关系——见多了，就觉得理所当然。他说：“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验过。”——1918年底写《克林德碑》时，他对他的“亲身经验”有深切体会，遂把慈禧、载漪到徐桐、崇绮，刚毅、董福祥再到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大师兄、海乾在庚子动乱时的故事（所谓“可笑可惊可恼可悲的往事”）又复叙了一遍，只想惊醒国民的“健忘”，只想引导国民走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的”道路——谁知六年后倒是他第一个“健忘”了“义和拳”的教训；六年前他盼望“义和拳不再发生”，到了《向导》推出“九七特刊”时，则惊叹“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那“克林德碑”的耻辱也全归罪于帝国主义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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