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的文章《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便着眼于义和团对当前国民革命的启发作用与先进经验或者称精神遗产。蔡和森说：“义和团是中国国民革命史上悲壮淋漓可歌可泣的遗产——排外精神。”又说：“假设当时义和团具有一个这样反帝国主义的政纲，义和团是可以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至于成功。”——于是“排外精神”成了实际上陈独秀们那一个时段里极愿意接受与传播的精神遗产。“反帝排外”与“学习西方”从来就是一对矛盾的选择，一百多年来很少有两者协调并立的时候，两者的排斥抵牾，矛盾斗争是绝对的。——陈独秀在五四时代，在写《克林德碑》时倾心的是学习西方，故不避“异端邪教”的指责而努力新学，倡言新潮。但到1924年国民革命的高潮时，又转向排外反帝，改辙更张要求澄清对义和团的错误观念、错误认识，并且作出新的价值判断：“（义和团）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号召国民接过他们的“遗产”，发扬他们的“精神”，汇入到当前的反帝反军阀的现实的国民革命中。

    这里陈独秀根本没法解决的仍是两个问题：一，继承义和团排外精神，与他当时仍在另一战场打的对抗东方文化传统的斗争（如穷追猛打泰戈尔），如何统一？如何应对制造义和团的五个原因？二，义和团扶清灭洋、尊王攘夷的宗旨又如何与他正在进行的阶级革命、*革命的政纲统一？打倒帝国主义还要找一个“大清”、找一个慈禧来“扶”么？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是为了国中还需要尊一个“王”？——打倒帝国主义的*斗争如何与刷新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相协调？打倒帝国主义必定要杜绝西方文明么？完成国民革命仅仅依赖东方经验么？陈独秀此刻的“善变”确实是认知结构痛苦的选择，还是一时间理性判断达不到*觉悟的高度？——抑还是“善变”，就是昨非今是，随机应变根据不同形势作出不同决策？发出不同的声音。——一个人注定就不需要完整的历史？革命真的不需要完整的信仰？

    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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