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传教士除了具有上述种种特权以外，在*地位上，官方更有明确的规定，1896年3月28日，总署颁布了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五条，这个条例，天主教、耶稣教一律通用，其主要内容有三方面：“第一，总主教或主教，品位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与司道同级。司铎与府厅州县同级。第二，分别教中品秩与同级中国官吏相来往。第三，教案发生时，主教司铎转请护教国公使或领事官，同总署或地方官交涉办理，也可以直接向地方官商办。”（1896年3月28日总署致直隶纳尔经额咨文。）山东传教士不但在品秩上与清政府官吏分别同级，而且实际上已经得到清政府的品秩。例如1893年，清廷赏给山东南境教区主教安治泰（Anger）三品顶戴，两年后又提升为二品顶戴，把他列为总督一级。（Thauren,John S、V、D,The Missions in Shantung, China(Techny, Illinois, Mission Press,1934).P.41。）

　　外国传教士并不局限于上述的特权和地位，他们随心所欲地抬高自己的地位，行使各项权利，破坏中国主权。例如：“山东传教士有擅称巡抚之事。”（法国主教顾立爵）（1871年总署与各国大臣商办传教条款。）又如，“山东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1896年总署致直督纳尔经额咨文。）甚至于有的主教“擅用关防印信”，发出照会“擅由堤塘官驿递送”，保举官员，请撤地方官，俨然地方上的首脑。正如总署大臣所说：“是侵官吏之权，事已难恕，甚至侵国家之权，情实难容。似此无礼已极，安得不犯众人之怒。”他们的感受是“犹之一国之中有无数敌国而自专自主者。”（1871年总署与各国大臣商办传教条款。）统治阶级感到威胁最大的莫过于自身的权威被剥夺。清政府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支持义和团，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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