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颇为矛盾的现象：即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反对基督教会，但在学术研究中学者注意到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过程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唯独很少有人研究它的反教对基督教会产生什么影响。王治心曾谈到：“说到更正教（新教），在1900年以后，与从前大不相同。”[1](P242)显然，王氏作为当时的教会史专家是感觉到了这种深刻的变化。不过，本文并不打算全面讨论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基督教会的发展状况，只是集中探讨义和团运动对基督教主要世俗活动即其教育事业的影响，从中*反教运动与教会事业之间那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为义和团研究填补一点空白。

    　　一、义和团运动之前的教会学校

    19世纪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出现是传教士在华宣教事业的副产品，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自然结果。自从马礼逊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办学的先例之后，鸦片战争以来，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逐步在中国各地办学。19世纪五六十年代，教会小学大量涌现，70年代教会小学向中学过渡。据1877年第一次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统计，当时已有中、小学347所，学生达5917人[2](P480)。80年代起，一些后来发展成著名教会大学的学院逐渐问世，如武昌的博文书院，上海的圣约翰书院，山东的文会馆、广文学堂，广州格致书院，南京汇文书院及通州潞河书院等。到义和团运动之前，教会学校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1890年统计，全国教会学校的学生从5917人增加到16836人[3](P732)。这些学校形成了清政府以科举为目标的教育体制之外，一个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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