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李提摩太到太原视察大学堂的工作，认为已有相当的成绩，应可提前交付清政府接掌，照样办下去。谁知北京的山西官僚，却从嫉妒而生反感，暗地改任曾留学德国的官员担当总教习，以图改变大学堂的教学方向。大学堂在1911年6月移交给清政府，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山西大学堂终于被迫停办。李提摩太在山西大学堂的实验虽然很快便告一段落，却亦一再证明传教士对中国教育的关注，并没有因为义和团运动而产生恶感。相反地，李提摩太开始了山西省新教育的改革运动。山西省的新式教育的发展较其他各省起步晚，但在大学堂开办之后，教育上的改革有明显的进步，山西大学堂后来更成为其他省发展大学教育的模范，尤其是在实用学科的推动方面[7](P128)。事实上，山西大学堂也成为山西近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义和团运动曾经引起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一般人容易以为义和团运动必然引起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憎恶，但事实上，义和团运动并未激起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憎恨，也没有削减他们来华宣教的“热诚”；相反地，它却在美国多所著名的大学内掀起了另一股来华传教的热潮，尤其是带动及激发了“学生海外宣教志愿服务队”来华从事教育传教的热潮。20世纪的最初20年间，来华从事教育传教的人士大幅度增加，原来也是与中国义和团运动有关连的。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雅礼学会”(Yale-in-China)的诞生。
“雅礼学会”于 1901年诞生。由于耶鲁大学基督徒学生热衷参与“学生志愿服务运动”，在1900年初的一次宣教会议中，几位耶鲁的学生提出须向海外宣教，并倡议重新成立“耶鲁海外宣教团”(Yale ForeignMissionary Society)[5](P125)。他们获得校方的支持，更得到毕海澜教授(Prof.Harlan Page Beach)的大力推荐，决定把中国作为耶鲁大学学生海外宣教团的第一优先地点。“耶鲁大学中国差传会”(Yale Missionin China)终于1901年6月25日举行成立大会，并推选了毕海澜教授为首届主席、德本康(Lawrence Thurston)为首届秘书。这一机构后来在中国的正式名称是“雅礼学会”，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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