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由于教会学校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末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首先，教会学校的创办起初只是某个差会，甚至是某个传教士的个人行为。所谓教会教育并没有系统的计划。这些学校分散在不同的地区，在办学对象和教育方针上彼此之间并无协调和合作，对教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虽然早在1879年的《教务杂志》中，传教士认为不同的差会必须联手办学[4](P467)，但由于教会学校各有其主办差会背景，传教士亦有不同的办学理念，在办学宗旨和行政架构上也不容易协调，联合的计划始终未能顺利推行。例如北京的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和通州的潞河书院(North China College)，虽然都自称大学，但师资力量和办学资源根本无法和西方起码的所谓学院相比。要克服这种困难，唯一办法就是联合办学。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两校就商谈过合并事宜，但因为两校的传统不同，汇文大学较早已实行了英语教学，并准许非基督徒入学[5](P19)；而通州潞河书院还没有开设英语课程，并且十分强调办学的宗教目标(5)(P31)。双方均怕联合后会丧失自己教派的办学特色，因此未能达成任何联合协议。另一个例子是广州的格致书院（Canton Christian Chllege，即岭南大学的前身），该校建立初期曾一度与培英书院(Pui Ying School)合并，但未几又分开了。主要的原因是两校的办学宗旨各不相同。格致书院本不隶属任何宗派教会，学校的宗教气氛较开放，且注重科学教育；但培英书院是属于北美长老会，十分强调宣教及神学，学校充满浓厚的宗教色彩。两校虽在1893年合并，但至1898年，再度分立[6](P19)。由此，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发展虽较迅速，但在不同差会所办学校之间的合作上，却有很大的困难，成为中国基督教教育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

    其次，教会教育完全不为清政府所接纳，甚至受到排斥。这一方面是由于从传教到教会办学，都是清政府因战败而不得不强咽的苦果，始终被官方看成一种异己的力量。另外从管理上来看，由于教会学校建立之际，清朝政府只有礼部专门负责掌管科举考试及选拔人才晋官事宜，并没有管理近代教育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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