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起，捕获三十余人（仲芳氏《庚子记事》。）时间不详。8月2日，其中二十八人被杀害。（王大点《庚子日记》。）

　　在这四起“白莲教案”中，共有一百一十八人以“演习邪教”的罪名被处决。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被处决者是不是真白莲教徒？

　　大量史实表明，对这些被处决者所加的“罪名”是大可怀疑的。首先，缺少可信的罪证。其一，从“罪犯”家中搜出的所谓“纸人纸马”，据时人揭发，“实无确据，皆众人随声附和之谈，何人亦未亲睹”。（仲芳氏《庚子记事》。）至于哄传“纸刀上皆有血”（《恒谦手札残稿》。），则只能更见其假而已。其二，从“罪犯”家中搜出的“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本是“滦州影戏物”。（胡思敬《驴背集》。）当时即曾有人指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其三，从“罪犯”家中搜出的“册籍”，也是有人从中暗作手脚，“不尽有佐证也”。（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其四，所谓“白莲教约同天主教”“起事谋叛”则是毫无凭证的一面之词，实属“诬谄”。（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可见，没有哪一条“罪证”是确凿无疑的。

　　其次，这些被害人是在没进行审问的情况下径行处决的。当绑赴刑场前，提督衙门“既不录口供”，刑部“亦不讯究实情”。（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对这些人的处决，“谳曹皆知其冤”（胡思敬《驴背集》。），甚至连刑部尚书赵舒翘也“心知其冤”。（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当时即有人指出，这是“冤杀无辜。”（王镜航《庚辛之际月表》。）再看第三起所捕获的三十余人之所以未杀，恰恰是由于刑部当日主事者江苏司官员，办事认真，认为“人命至重”，反对“不严究确情，率尔处斩”，结果“提犯会审，全是冤枉”，才判决无罪“释放”的。（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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