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从受刑者的情况来看，也无法说他们与白莲教有关系。据统计，在被害者一百一十八人当中，妇女三十三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妇女占了这么大的比重，会是“起事谋叛”的白莲教吗？这是令人怀疑的。清朝法律规定，“即有反迹，案律妇女不同谋，不缘坐”。（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妇女起码是“同谋”，才能坐罪，这三十三名被害妇女难道都是“同谋”犯吗？一些记载正提供了相反的答案：“临刑，官人问刘大姊、二姊曰：‘你们习白莲教耶？’大姊、二姊皆惊问：‘什么是白莲教？’”（《高栅日记》。）连什么是白莲教都不清楚，竟成了白莲教徒，岂非咄咄怪事！再看那些被刑者，“临刑时，呼儿唤父，觅子寻妻”，（仲芳氏《庚子记事》。）“号呼就戮，哀不忍闻，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连自己被杀的原因都莫名其妙，哪里会是真白莲教徒！

　　显而易见，三批处决都是草菅人命的“冤杀无辜”。这就是我们对所谓“白莲教案”考察后所得出的结论。

　　那末，谁是制造“白莲教案”的祸首呢？

　　在清代，白莲教一直悬为例禁，严惩不贷。义和团大规模地进入北京之前，清政府在其所颁布的《查办拳会详细章程》中，即有查禁“白莲邪教”之条目，内称：“查明属实，应即严拿，送交刑部讯办。”（《义和团档案史料》。）故白莲教一直被视为“逆谋左道”（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为清政府所严禁。当时有些清朝官员反对义和团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说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与白莲教同出一源”，“其为邪教，形迹显然”（《义和团档案史料》。）。而有些义和团组织则在揭帖中加以申辨，声称：“非是邪，非白莲。”可见，白莲教问题，在当时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

　　然而，义和团大规模进入北京后的头一个月中，并未出现过一起“白莲教案”，为什么后来会突然接二连三地发生“白莲教案”呢？这从载漪、载勋等的一系列活动中可以找到答案。值得注意的是，“白莲教案”的发生，乃是在慈禧任命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等统率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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