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对西方在华传教的抨击，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驳斥“传教士”在华传教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道德”、“开启人民的智识”和“慈善工作”的谎言。在驳斥西方教士来华传教是为了“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的谬论时，辜氏说：“如果仅是形式上信奉现代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基督教便能促使人们道德更高，更好和更高贵，人们肯定会想到那民族中最好之人——不可否认，在中国仍有好的和高贵的人——将是最愿意被吸收的人”。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在中国，那些最优秀和最有教养的中国人的心灵与基督教格格不入。“他们的民族信仰和文化基础”不能容忍“象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基督教形式这样一个上层建筑”。不仅如此，在皈依基督教的中国教民中，“不要说作为一个阶级道德较高”，即使“象没有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那样有教养，象他们一样好和有用的公民”也找不到。在中国，皈依基督教的只是那些“最差的人，虚弱者、无知者、贫困者和邪恶堕落的人”，这些人“丢弃了他们父辈的信仰；听他们的外国先生吩咐；对他们自己过去历史的传统或记忆如果不蔑视也没有什么同情”，他们实际上成为了自己民族和人民的遗弃者，是“中国人的弃民”而已。一旦“那仅有金钱利益的希望和其它外在影响”消除以后，他们就将成为比中国目前最坏之人还要坏的人，从而导致道德败坏和社会混乱，他还指出，“在道德上和智识上，太平天国实属皈依基督教中国人的一种类型”（拉丁文和英文题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见辜鸿铭著《尊王篇》（英文题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页。此文也曾收进《宇林西报》社18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排外暴动论文集》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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