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6页曾有过译述，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所写，显然是弄错了。辜鸿铭当时没有署真名。），“必须承认，一个世俗的工作，本身必须以纯粹世俗利益的天平去衡量”。欧美人民和政府每年将大量的钱用来支持传教，给传教士以种种特别的保护和补偿，其实，这些钱还不如“用于支付一种意义更大且更有效的纯粹医生和护士人员去行那些传教机构所被期望行的善”（拉丁文和英文题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见辜鸿铭著《尊王篇》（英文题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页。此文也曾收进《宇林西报》社18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排外暴动论文集》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6页曾有过译述，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所写，显然是弄错了。辜鸿铭当时没有署真名。）。也就是说既然西方有心慈善，与其派教士，还不如直接派纯粹的医生和护士来更名副其实些。这实际上等于揭穿了西方来华传教是所谓“慈善事业”的谎言。
不仅如此，辜鸿铭还指出，中国人民也并没有受到所谓教会“慈善工作”多少实际的利益。欧美政府所提供的有关钱款，绝大多数都被传教士及其家属享受掉了。他说：“如果基督教传教被认为是为减轻中国人民痛苦的慈善，那么让我再问，是否实际被做的工作是值得那些传教士如此叫嚷他们的确每年都用于中国人民利益上的那么庞大的花费数目呢？在数以百万的欧美人民所捐助支持传教的费用中，到底有多少被用于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又有多少被用于供养传教士及其家眷，用于他们修建漂亮的房子和疗养院、用于他们长篇的信笺和邮票的费用、用于支撑他们的讨论会和一时冲动的兴会呢？因此。我认为，那被认作为一种纯粹的慈善计划……在中国的整个传教事业，只不过是一个为了那些从欧美来的失业的专职人员利益的一种巨大的慈善计划罢了”（拉丁文和英文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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