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和团运动的当时和稍后时期，曾经有很多人指出：如果清政府一开始就采取“剿”的方针，义和团是很容易“□平”而不致于发展到后来那样的规模的。这个说法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到了第二阶段，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说第一阶段清廷是能剿而不剿，到第二阶段则是欲剿而不能了。

　　由于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义和团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也由于载漪、刚毅等一派在宫廷斗争中占了上风，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势，这种局势，按照慈禧的形容，就是　“那时他们（按：指义和团）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著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第三册436页。）。按照上谕的说法，叫做“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成尾大不掉之势”（《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6页。），“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7页。）。而按照巴德兰的叙述，则是“（义和团）滋闹既久，聚集愈众，国家虽欲弹压，一时亦难措手矣”（《中国会党论》，见《义和团》第四册，第242页。）。清政府对于义和团实行控制和利用的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迫地确定下来的。

　　人们通常把清政府这个阶段的政策称做“抚”的方针，或者叫做“全面招抚”的方针，这自然不能算错，但却是很不确切的。因为“抚”之一字，并不能包括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在清政府正式褒称义和团为“义民”、屡次“传旨嘉奖”并赏赐银米、甚至下令各省督抚要对之“招集成团，借御外侮”的同时，清朝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包括某些所谓“支持”义和团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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