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页。)而起事。有的传单揭露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帑”(《拳时上谕·杂录》，第116页。)。有的则明确地指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义和团》（一），第112页。)这是对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特别是中日《马关条约》所发出的正义怒吼和有力的批判；也是对长期以来帝国主义“祸乱中华”罪行的严厉声讨。有的揭贴申明驱杀洋人旨在“免被割据逞奇能”(《拳匪纪事》第2卷，第10页。)。显然，这是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租借地及其瓜分中国的妄想。义和团正是使用这些朴实的语言和揭贴的形式发布它们的朴素的*宣言。可见，义和团的宣传形式与反教会斗争相同，但反帝斗争的*宣言及其打击目标，远比斗争宗旨十分模糊的反洋教斗争高明的多。
义和团运动同反教会斗争一样，它们的基干力量和首领人物都是游民无产者。例如，山东冠县梨园屯反洋教斗争的十八魁大都是出身贫苦的“好汉”；领导茌平义和拳起义的朱红灯，本为浪迹鲁西北的郎中；心诚和尚则是出家的贫僧。直隶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是船夫，曹福田出身行伍，黄莲圣母则是船家女。从文献记载和民间口碑可知，各支义和团的首领大都是散兵游勇、僧徒道士、拳师、船工、贩夫之类的游民无产者。义和团运动兴起时期，正值华北大旱连年，饥民游食者随处皆有。义和团所到之处，“本地饥民即与之勾结，专以闹教灭洋为念”(季理斐：《庚子教会受难记》上卷。)；更有不少人“糊口维艰，入团而求安饱者”(仲芳氏：《庚子记事》，第25页。)。进入京津等通都大邑的各支义和团也是以游民、半游民和灾区流民为主的队伍。他们所流动的路线和活动范围也和历次天灾流民的情况大有相似之处。
那么，同是以游民、半游民为骨干的反教会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为什么后者的斗争声势、宗旨、打击目标及其作用远远高于前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激发了民族意识，促使中国人民迅速觉醒，而对“强邻虎视”、“中土积弱”的严重危机深为不安，“故自德占胶州后，山东一省之路矿教案共达一千余件；而拳民之聚集数达十万人”(转引肖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165页。)，他们的*视野和打击目标已从个别的教会、教士、教民等狭窄的圈子上升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瓜分和不平等条约方面。义和团朴素的*宣言正是人民觉醒的表现，也是甲午战后的时代产物。华北游民及半游民无产者充当义和团运动的骨干和首领，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斗中顽强抵抗、寸土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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