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这不是人民正义地反教会斗争的必然,而是游民匪盗图财害命所致。因此,研究者没有理由把这些非正义的*越货的行为当作正义的反教会侵略斗争来颂扬。就连义和团运动中出现的滥杀无辜和盲目地砸、烧和劫掠等等行为,也大都是游民无产者所为。游民无产者勇于斗争、敢于任事及其盲目的破坏性等等优缺点,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秘密教门与天主教、基督教会的激烈冲突中,许多武术结社积极地声援秘密教门,成为打击教会势力的组织者和冲锋陷阵的骨干力量。山东大刀会明确地以“诛锄西教为本旨”(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9页。),成为打击教会势力最出色的武术团体。大刀会头目刘士瑞等人“愤耶稣教之跋扈,集党毁山东兖州府之耶稣教堂,戕德国教徒二人”(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9页。)。山东和苏、皖、豫交界地区的大刀会,“凡天主教堂,思尽烧毁;天主教人,思尽杀灭。聚众数万人,在曹县、城武县、单县、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县、考城县、兰仪县所有教堂,烧毁的不少,教民被杀的也有几位”(《登州山东时报》,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五日。)。
活跃在山东、直隶等地的义和拳、梅花拳等拳会亦都成为打击教会的主要力量,“自山东之西境,南连豫皖,北接畿疆,蔓延四布,声息相属,大都与教为难,此案未结,彼案又起”(《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3页。)。在教会势力为恶太甚的情况下,民众“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练,借以自卫身家”,形成团练(私团)与各种武术结社和秘密教门同时并起,展开“杀洋灭教”的极端活动。并在山东、直隶比邻之区出现“地方拳民、民团(即团练)众势颇固结”(转引戴玄之,《义和团研究》,第7页。)的局面;它们的主力都是游民或半游民无产者。它们虽然勇敢、团结,但缺乏明确的斗争宗旨,只是在“杀洋灭教”的盲目烧毁教堂,仇杀教士教民,而使此伏彼起的反教会斗争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
甲午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秘密教门和武术结社都更加活跃起来,并于1899年夏秋开始,逐渐统一在“义和团”和“扶清灭洋”旗帜之下,纷纷打出了义和团的旗帜,终于形成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运动所打击的锋芒不再是简单化的“杀洋灭教”,而升华为反对外国侵略,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瓜分中国等为主要内容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在广为散发的传单中,有的愤怒地指斥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愤”,并申明义和团正是为了“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拳时上谕·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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