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关逃荒，近则热河，远则东三省。例如，光绪十六年，直隶“有饥民千百成群遮道乞食者，有丁壮出关谋生而老幼去乡四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39)。

　　四、聚集铁路沿线乞讨度日。例如，光绪二十一年，直隶饥民或流入京津就食，或在唐榆铁路沿线乞讨；遂使唐山、林西等许多车站饥民蚁附，“每一停车，饥民男女，鹄面鸠形，随客乞钱，如蝟之集……饿死冻死仍复不知几何”(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94)。

　　五、结伙抢掠，甚或聚众起事。由于流民太多，赈济极为困难，饥饿难熬的流民四出抢掠之事时有发生，他们抢劫商旅，“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3页。)，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与不安。例如光绪三年，陕西“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7页。)。直隶饥民聚众抢粮，并有武装拒捕者；在武强县还出现“砍刀会匪”千余人的武装团伙，流入景州等地肆行抢劫，附近的“游匪乞丐，渐亦蚁附”(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7页。)。直隶遵化一带的饥民，“其凶悍者结伙成群，专抢囤积，名曰‘分粮’，而明火抢劫之案层见迭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00页。)。此类记述，史不绝书。

　　饥民的大流徙非常盲目。京津等通都大邑，以及淮扬和江南本为富庶之区，无奈流民趋之若鹜，远远超出于它们容纳和赈济的限度，于是繁华富庶之区往往变成流民的死亡谷。然而积习相沿，代代饥民大都是抱着同样的求生希望而盲目地重蹈前人的覆辙。山东、直隶义和团进军京津的壮举，其中也不乏被水旱灾荒所迫的灾民，他们抱着求生的目的而随波逐流。这些现象有助于人们弄清近代华北游民社会的成因。

　　在天灾频频袭击下而倾家荡产的流民群体，是华北游民社会的最主要的成因。流入通都大邑的饥民，虽然大都因灾情缓解而重返故里，重建家园。但是也有众多的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的农民，特别是有手艺的工匠，就有相当多的人留下来或充当苦力、或作工、或游食乞讨，遂使通都大邑形成了庞大的游民无产者队伍。许多返回家园重操旧业的流民，也因家底单薄或未等家业恢复而新的天灾频频袭来，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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