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时期，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的华北地区，频繁地发生水旱灾荒，而且灾情严重，地区广泛，饥民动辄几十万或上百万。他们四出逃荒乞食，每每形成庞大的流民群体，几乎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流民涌入北京、天津或其它城镇乞食求生，形成庞大的游民无产者队伍。仅光绪元年（1875）至义和团运动爆发的26年间，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和苏皖北部等地区，水旱灾荒几乎连年不断，其中特大旱灾5次、大水灾10多次，受灾之广、灾情之重、灾民之多、死亡之惨，为数十年、数百年所罕见。仅就几次大的旱灾和水灾灾情略述如下：
（一）光绪元年至二十六年间的几次旱灾：
光绪元年至三年，陕西、山西、河南和直隶持续大旱，晋陕尤甚，旱情“历时既久，为地又广，死亡遍野，诚二百年之所无”(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3)。山西重灾82州县，饥民达500余万，“饿死者十五六，有尽村无遗者”(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66—367)。如灵石县郑家庄50家全部饿死；三家村92家，全部死绝者72家；圪老村70家，全家死绝者60多家(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67—369)。在不少地区发生“人相食”的惨状，“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食，较之易子而食”(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67)者更酷惨。
河南被灾情形与山西略同，被灾达86州县，饥民多达600余万。仅麇集省城开封的饥民就有七八万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1)。
陕西连续3年大旱，饥民多达300多万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4)。
直隶灾情“较晋、豫稍轻，然亦数十年所未有”(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66)。
光绪二十五年（1899），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大旱，饥民百什成群，聚众攫食。次年陕西、山西大旱，赤地千里，陕西饥民达一百数十万口(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665)；“饥饿流民，相属于道”(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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