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社会的秘密宗教随着天灾的频繁而发展。到光绪前期（19世纪后期），华北地区早已是教门林立，名目繁多，主要有八卦教、金丹教、天理教、清茶门等不下数十种，大都是白莲教的支派。这些教门利用灾荒对民众的频频威胁而大肆宣传“救劫免灾”，并利用求神医病与衣食相济等手段吸引教徒。山东八卦教总教首刘姓就曾声称…“信奉八卦教就不怕水旱荒乱”(陈振江、程啸：《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12页。)，以此赢得不少民众加入教门面减轻对灾祸的恐惧心理。因此，光绪年间天灾人祸的频繁，流民游食者年年剧增，遂使秘密宗教空前盛行起来。就此而言，秘密宗教实为流民游食者集结与求生的纽带；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披着迷信宗教外衣的游民群体。
华北地区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亦是在光绪前期获得较大发展的。而且是在多灾多难的农村发展最为迅速。例如，“山东教会初创时多半在农村，后来渐次扩充到城市”(苏端玉遗稿：《华北基督教循道分历史》（油印本）。)。西方教会利用赈灾、办医院免费施诊等方法救济灾民，从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早在同治五年（1866）英国循道公会：“携大宗款项到山东北境放赈救济灾民”，在乐陵、沾化、宾州、惠民等地农村发展信徒颇众(苏端玉遗稿：《华北基督教循道分历史》（油印本）。)。光绪十三年山东境内黄河多次决口，被灾甚广，“灾民颠沛情形，惨不忍言”(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489页。)。次年黄河又在山东惠民地区决口，灾情更重，英国公理会和美国传教士带巨款到惠民等地放赈救灾，“施放钱财”，发展信徒，成效颇著。
教会以钱财救济和免费施诊拯救灾民，远比秘密教门“救劫、免灾”的空口许愿要实惠得多。因此大批秘密教门的信徒接受教会布道宣传改奉耶稣教（基督新教）。例如，光绪十三年（1887）惠民县境秘密宗教信徒李太华等人改信耶稣教，并积极“劝其道门的首领吕惠兰信了耶稣教。吕非常热心，竟领导其邻近十余村的道友同信耶稣教”(苏端玉遗稿：《华北基督教循道分历史》（油印本）。)。这种现象在华北农村屡见不鲜。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说：“山东很大一部分基督教徒是从这些秘密宗教教派中吸收来的。……我所知道的一些最优秀、最忠诚不贰的基督教徒曾是这些秘密教门的忠实信徒。”(詹姆斯：《山东秘密教门》，转引《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09页。)类似的情况在直隶境内亦时有发生。例如，直隶霸州鱼津窝村的张福奎、张玉祥、张楷等人，原为白莲教支派秘密还乡道信徒，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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