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游民产生的第二个根源，是清朝政府多次遣散兵勇。近代华北屡被战火；甲午战争中山东、直隶又重兵集结，随着战争的结束，有的兵队就地遣散，遂使华北社会上的散兵游勇急剧增多。但比起由灾民演变而成的游民无产者来，还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些人当兵多年，受过营伍训练，见多识广，不怕死，行伍习气极重，因此常常充当游民的组织者和首领，并在聚众起事、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大显身手。

　　华北游民产生的第三个根源，是受铁路、轮船所排挤的车夫、船工、店主和苦力等失业者。义和团时期，袁昶在《乱中日记残稿》中曾说：“……顺属（即北京地区）州县中穷民，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遂起应之，约四万余人，无不红巾黄裹。”于是有的论者认为铁路、轮船的通行以及洋纱、洋布的倾销，是社会上产生大批的游民的主要原因，也是义和团反帝斗争的主要根由。事实上，在义和团以前及其起事之时，华北的铁路很少，漕运的停废也多因运河淤塞而并非由于轮船的兴起所致。虽然南方漕船停止北上，而山东、直隶本境的运河船只并未减少。南运河沿岸聚集的纤夫也多是附近农民的业余零工，并非专以拉纤为业，因此谈不上因铁路轮船而造成了庞大的失业群体。义和团运动前夕，还没津浦铁路的影子；已修成的津榆铁路、京津和芦保铁路对南运河的航运没有影响，更没有排挤水陆沿线的车夫、船工、店主和贩夫的生业，反倒为吸引更多的人在铁路沿线从事搬运、贩货以及开店、设栈等营生。这在当年李鸿章驳斥顽固派攻击铁路、轮船的兴办夺去小民生业等谬论时，已作了充分的论证。

　　东、直境内的棉纺手工业虽受洋纱洋布的冲击，但它远没有失掉传统的市场。况且，这里的棉纺织业大都是和农业紧密结合的副业，土布纺织者并不因为洋纱洋布的冲击而失掉农业经营，因此谈不上洋货的入侵而失业的问题。

　　上述情况说明，华北游民社会的形成及游民乞食者涌入城市，与其说是洋货入侵的恶果，倒不如说是天灾连年肆虐和兵祸殃民的恶果。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