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元年至义和团运动之前，山东、直隶、河南、苏皖北部等地区，共发生10多次大水灾，造成庞大的饥民流群。其中，光绪八年黄河多次决口，灾民多达75万多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447)。十年，黄河又决口，灾民多达百余万(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454)。

　　光绪九年，永定河决口，京师、直隶被水64州县，灾情颇重。同年，安徽淮河沿岸大水，被灾20余州县，“其灾异实为十数年来所仅见”(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454)，灾民数10万口。此外，河南、山西也遭水灾。光绪十六年，“直隶*雨连绵，永定河决口，千数百里间一片汪洋”(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37—539)，被水达98州县。同年，山东被水达63州县。河南、山西、安徽、江西、两湖、江浙等地普遍发生水灾。

　　光绪十九年，京师、直隶特大水灾，各河漫溢，京城内外皆被淹，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未见”(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37—539)。次年，又遭大水，灾情之重与上年相同，被灾达102州县(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85—595)。同年，山东被灾达81州县；河南、山西则水旱灾害交加，民不聊生。

　　上述历次大灾，每每造成几十万或上百万的流民群体，或成饿殍，或就食他乡。这些流民游食的趋向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一、流入北京、天津等通都大邑，或流入济南、开封等省城。直隶饥民流入京津乞食者犹众。例如，光绪十六年流入天津的饥民不下数万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37)。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河决，“全活无术，纷纷逃亡，仅流入河南开封者已近6万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616—638)。

　　二、南下淮扬或渡江至苏州、常州、镇江等地就食。例如，光绪九年，山东、安徽和苏北饥民或逃亡淮扬，或“纷纷渡江，前往苏常就食”，江南各地收养流民达9万余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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