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吏，却只求泄愤，而全然不顾国家安危之大局，竟借遵旨之名，发布这样的通告：“由地方官查明境内教堂几处，洋人几名，立即按名驱遣回国，毋任逗留生事，倘不遵通饬留住不去，设被义和团杀害，咎由自取，悔莫能追，至从教民人，皆系朝廷赤子，但能悔悟，诚心出教，即予自新，决不究其既往；倘仍听信洋人，勾结聚众滋事，即属甘心异类，应即立正典刑，断难宽贷。为祸为福，尔教民其自择之，勿谓言之不预也。”（注：《义和团》（一），495～496页）就是说，还没有离境的教士，若被杀害，系咎由自取，谕旨上“设法保护”这一条被取消了；教民不“反教”就是死罪，谕旨上所没有的“立正典型”却给加上了。这就很清楚，毓贤的大开杀戒不是“遵旨”，而是“枉旨”。他的盲目排外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说“他盲目排外中却寓有反侵略的内容”，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复次，对毓贤的主战是否应该肯定？的确，毓贤是主战派中“最中坚的人物”。清廷对八国宣战后，他表示衷心拥护，奏称：“现在中外开战，我军业已获胜。自应挞伐用彰，以申天讨。况民心甚坚，兵威克振，务宜一鼓作气，聿奏肤功。如臣工有以议和之说进者，请即批饬不行。”并向朝廷建议：“水军彼长于我，陆军我则胜于彼。南北洋水师徒耗国孥，一旦有事，皆不足恃，甲午中日之役，可为殷鉴。计莫若以我所长，制其所短。各口岸均严设陆军，节节妥为防守，彼来则战，亦以逸待劳之上策也。”其后，他还提出“分兵远攻，使敌回救，天津自可解严”之计（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81～182、423～424页）。对此，有论者评曰：“显然毓贤的主张比较接近事实，而且对粉碎列强入侵也是行之有效的。”（注：卢润杰：《论毓贤的历史功过》，载《学术论丛》，1992（3））照此说来，如果清政府真的采用了毓贤的“分兵远攻”之计的话，那么，当时不仅能够粉碎八国联军的入侵，而且将使中国一跃而成为强国，从此可以“威震中外”了。事实上，毓贤完全昧于外情，根本不了解世界大势，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所论纯系迂腐而不切实际之空谈，毫无可取之处，也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历史的实践已经做出了结论，中国陆军“胜于彼”究竟表现在哪里？既知中国水师“皆不足恃”，如何能驶出海面吓敌？其自相矛盾如此！所以，毓贤所献之策不过是纸上谈兵，是丝毫无补于时局的。
这里自然会引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主战和反对侵略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根据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人们往往将中国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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