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可知，毓贤对义和团始终坚持一条根本原则，就是“剿抚兼施”。这一原则的具体化，毓贤称之为“惩首解从”。针对一些教会报纸所散布的毓贤支持义和团之说，美国学者周锡瑞指出：“把毓贤的政策理解成无条件支持该运动将是一个错误。事实上，他对义和拳的基本政策一直都是：惩首解从。”（注：【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30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他的这种理解抓住了毓贤对义和团基本政策的核心，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  毓贤处理民教交涉案件的方针

评价毓贤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他处理民教交涉案件时采取的是何种方针。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关于处理民教交涉案件的方针，毓贤首先申明的一条，就是“秉公讯断”。所谓“秉公讯断”，是凡遇民教交涉案件，必须排除来自外国教会方面的一切干预，由地方官自主地秉公断案。早在1898年6月，他还在按察使任上时，就曾建议：“请总理衙门照会驻京大臣饬知各教士，以后不可偏听教民浮言，有伤和好。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实无作恶犯罪之事，方可收之。凡遇民教交涉案件，凭地方官秉公讯断，通事不得哄诱教士，搀越干预。凡有罪例应拿办之人，教士不得收留，并不听通事谎言，讹作平民。庶几教士得以安然传教，以遂起行善之心，莠民难施伎俩，良民不受逼迫，则民教永可相安，共享生平之福。”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条呢，因为据他居官山东20年所见，凡入教之人多非安分良民，“一经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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