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指出，明清时期的学者因为个人和地域性团体的差别， 文学或哲学宗旨不同，或师承关系的区别而被界定为家学。常州今文经学即是这种家族 学术理念的体现，它的传衍“仰赖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宗族纽带”，因此，研究 常州的今文学派必须“探讨清代今文经学形成过程中经学、宗族、帝国正统意识形态三 者互动的过程。”[9]
其次，普通民众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受新史学和年鉴学派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关注地方层次的同时，研究对象也 日趋“下层化”、“大众化”，大量的“不入流”的无知沉默的民众成为史著的主角。
穆黛安(Dian H.Murray)在《华南海盗》(Pirates of South China Coast，1790—191 0)叙述的是关于广东沿海和内河水道海盗的完整故事。斯特兰德(David Strand)从对北京黄包车夫的生动描写出发，写出了一部既是北京都市史也是民众运动史的著作。韩起澜(Emily Honig)的一本关于在上海苏州人的书中(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hai,1850—1980)，从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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