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一般认为，通过科举考试是取得绅士身份必不可少的一步，而在明清两代上层社会内部，上下流动的现象已相当频繁。但贝蒂通过研究认为这种现象在桐城皆不属实。她指出，该县上层社会人物绝大多数出自六大宗族，这几个宗族在明朝后期已扎下根基，并在整个清朝继续统治着当地社会。因此，确定明清时期上层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始终是土地占有情况和宗族组织关系 。
地方史研究的深入也使美国一些学者突破了“王朝周期循环”历史观的局限，开始致 力于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动力的探讨。
施坚雅在探讨中国历史的结构问题时指出：中国历史结构发展变化具有一种周期性， 但这种周期不是王朝更替的周期，而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和衰落的周期，“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内的各种资源，经济的，*的，以及社会的，文化的，都在日益增长，被适度地调配，并卓有成效地加以利用。”[19]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这些学者通过地方史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若干历史过程绵延不断，横跨最近四个世纪一直伸延入民国时期”，类似“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化，力役折银，某种区域性贸易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以及绅士队伍的扩大，地方管理工作的商业化”，皆“推动了若干行政与*方面的变化”。[20]一些学者还在充分发掘地方历史的“本土性与内在性的变化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由于经历了明清两朝巨大的历史变化，19世纪初的中国“已处于全面引发中国社会变革力量兴起的西方及 日本侵略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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