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其它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

　　地方史研究在选题时往往倾向以空间而不以专业来限制研究对象的范围。理想的成果 一般是对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文化作出综合性研究。这就需要 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合理运用。为此，一些学者跨越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理论鸿沟，将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当中。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地方化”倾向明显受到了人类学“民族志 ”方法的影响，即强调历史研究通过细致入微的对基层社会生活复杂因素的复原，加深 对下层历史的了解。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社会结构的研究，其突出的成就 是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复杂情况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 起来，并对农村的集市规模进行了分级。孔飞力则“采用了施坚雅集市规模的分级方案 ”对湖南临湘团练结构进行了剖析。[11]其它如周锡瑞、杜赞奇和裴宜理的著述均广泛地 采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特别是当历史学越来越多地转向民间文化的研究时， 更倚重于人类学同仁的研究成果。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 近年来西方人类学关于通俗文化的研究成果。”[12]该著作放弃传统的，由组织源流入手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义和团的仪式以及蕴育它的华北农村的文化习俗、社会经济环境、自然生态以及*背景。杜赞奇关于华北农村的著作中，用近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