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主要谈的是美国学者如何借助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成果对宋代社会发展水平做出了新的评价。宋以后，中国科学技术仍在发展，但这方面的成就已不象宋代那样集中、那样辉煌和令人眩目，所以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宋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已陷入发展的迟滞状态。埃尔文就指出：“中世纪经济革命没有继续下去，大约在１３００至１５００年间由于至今尚无法解释的原因，中国经济衰落下去并只能从这种衰落中，缓慢地复苏。”［（１７）］有的美国学者象费正清，对宋以后中国科学技术缓慢发展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科学技术上的超前发展也可能起到滞后的作用。因为一般来看，辉煌的成就可能播下“僵化”的种子。这也是中国近代落伍于西方的原因［（１８）］。

    综上所述，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一方面为美国的中国史学者衡量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提供了客观的尺度；另方面又为他们探讨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在西方国家的后面，寻找到新的研究视角。

        （３）华人学者关于中国史的研究给予当代美国中国史学者以重要、切实的帮助

    二次大战以后，寓居美国的华人学者象何炳棣、张仲礼、萧公权和瞿同祖等都曾在美国史坛名声显赫一时。他们主要研究中国社会史和制度史，但重点已从省一级的研究转向基层行政体制、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以及民间组织的研究。如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他们在１９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中国绅士的收入》（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y,1962）；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明清社会史论》；萧公权的《中国农村：１９世纪的帝国控制》（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60）以及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1962）等，都是美国５０－－６０年代颇有影响的代表著。由于这些华人学者都是在故国完成早期教育的，因此他们熟悉中国的历史典籍并在整理文献、考证、训诂和校堪史料方面受过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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