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训练。在美国，他们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史学思想，开阔了研究视野，所以他们史著事实上是“国学”与西方史学的一种综合成果。当美国年轻一代中国学者试图走出一条研究中国史的新路径的时候，这些华人学者的著述给了他们许多启示和帮助。所以美国史学界对这些华人学者的奉献是十分肯定的。柯文曾指出：“这些史家不论就数量和影响上说都是美国研究中国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他们在开创中国社会、*与军事历史的研究方面贡献卓著”［（１９）］。象珀金斯在我们前引的著作中就写到，如果没有许多先驱者特别象何炳棣在前一段时期的辛勤劳动，他的这项研究工作是不敢尝试的［（２０）］。
在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前，很多美国学者到台湾或进修语言或攻读中国历史仅美国大学在台湾开展的“校际汉语研究规划”这一个项目，就使大约４００名美国青年在汉语技能方面受到系统训练。台湾一些学者旅居美国后，他们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象张光直在中国考古学与人类学方面的著述，许倬云关于汉代经济的研究，在美国学术界都颇有影响。J·布鲁斯·雅各布等合编的《台湾：英语著述综合书目》（J·Bruce Jacob,Taiwan: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Language Pablications,1984）反映了美国学者对台湾研究成果的关注。此外，台湾学者也有的与美国的中国史学者合作，在一些研究项目中做出了成绩。象王业键、肖王国樱和苏永明等参加过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１３６８－１９６８）》一书的研究工作。珀金斯曾谈到，如果没有王业键为他提供指导和关键性资料，要从成千上万种地方志中找出１９００年以前的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２１）］。
然而对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影响最大的还是大陆学者的史学成就。美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学家渊博的知识，考证及整理史料方面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精神历来都十分尊重而且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已充分利用了我国史学家系统整理的资料。只要翻阅美国史著所附的参考书目，便会得到印证。特别是我国有关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更给美国年轻学者以极大的启发［（２２）］。很多美国学者都曾谈到中国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他们的帮助。象周锡瑞在他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文版的前言中便指出：“把历史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发展和*生活中的发展联系起来的研究（在根本的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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