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就一直享有事实上但非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喀尔喀蒙古1912建立独立国家，以藏传佛教统治集团最高层的转世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世俗政权的领袖，这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前身。蒙古和西藏绝对多数为同一民族，然而在边远的西部和西北部，情况截然不同，教派之争分裂了操突厥语的穆斯林，而且历史上的差异也将操突厥语的穆斯林与东干人或称“汉族穆斯林”分割开来。尽管他们在1933-1944年、1949年企图建立东土耳斯坦共和国，都失败了。学者们认为中亚的诸多事件也极大影响了中国边远西部的*。自1912年后，新疆事实上已脱离了中国的控制，而进入了俄国的轨道。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拒绝接受国民党同化主义者的宣教，显然也抵制中共的民族融合政策。自1949年，中国依然强调它对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的主权，其少数民族政策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保证少数民族在统一国家框架内享有代表地位，另一方面又集中注意力于最终同化少数民族。取代孙中山和其他早期民族主义者在讨论此问题时使用的“同化”一词，*党学者使用“融合”，这种“融合”是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学习的漫长历史过程的产物。虽然高呼“民族团结”的口号，当代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持续存在。
最后，罗斯基教授在结论部分说到，汉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割裂给撰写中国历史制造了许多问题。汉民族主义影响作用着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虽然直到民族主义兴起之时，历史才被写作是“该现代国家疆域的连续记述”，当代中国的史学家以中国1911年的疆界来构建中国的过去。既然中国历史被认为是对统治说汉语大众的政府的研究，民族主义则引起了关于中国被非汉民族征服统治的解释问题。
罗斯基教授认为现今的中国是许多不同民族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中华帝国的规模在时间上有很大的差别。经常被作为中国显著特征的“统一”，仅在持续数个世纪之久的多个相互竞争的政权发展到高潮时才会出现。第一个统一王朝秦的疆域仅是以后皇朝的一部分。汉唐时期，帝国有了进一步发展，六朝时期（公元222至559年）和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又四分五裂。在蒙古（公元1279-1368年）和满族（公元1644-1911年）统治下，中国（被定义为绝对多数由讲汉语的中国人占据的疆土），合并成为一个更大的帝国，囊托了内陆亚洲和东亚。超越汉族的民族定义使拥有非汉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成为合法，因为这种所属是建立在由蒙古和满族创建的帝国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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