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意味着一个种族。虽然一系列宪法将中国定性为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领导人一贯认为汉族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梁启超曾警告说，仅仅用汉文化来定义新的民族国家，会造成清帝国的解体。他希望保全清的疆域，呼吁确立大民族主义，将满、蒙、维、藏都包含在这个民族国家中，同时也提出了同化的可能性。梁解释说，毕竟满族已与汉族没有太多区别了。欧洲将共同的地域、血缘、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作为确定一个民族国家的因素，中国的情况已经部分地符合了。孙中山曾几次提到在现存民族之上组成一个新的民族（中华民族）。在孙越声明（1923年）和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会议上起草的“民族重建原则”中，孙宣告少数民族具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力。但孙又建议组织共同社推动汉族向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并为同化政策辩护，把它看作是汉化历史过程的现代对应物。蒋介石继续这一论断，认为既然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已经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们也就没有了独立的特性。
罗斯基教授谈到二十世纪同化理论进一步发展时说，早期的知识分子试图将征服史并入儒教的框架内。儒家所主张的文化普遍性，用文化而不是种族背景来界定中国人的特征，并力求将其他民族溶入儒教文明中，针对以教育同化西南中国非汉民族产生的争论表明，儒家关于文化改造的理想终清一代一直很活跃。汉民族主义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前清帝国边疆民族认同的形成。克罗斯雷曾极力主张不要赋予早期满族统治者太重的民族意识，而犯历史时间上的错误。尽管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命令创造满文，以“满洲”来称呼联合起来的女真诸部，从而创建了满族共同体，但满、蒙、汉八旗的设制并非是严格的种族划分，实际上满旗中有蒙古人、汉人；蒙、汉旗中亦有满族人。克罗斯雷总结道，从文化上而言，清代早期的重要差别不在于满旗和汉军旗人之间，而在于所有旗人与被征服的汉人之间。到十八世纪，满族统治者才重新划分民族，但是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依然存在着例外：来自汉、蒙旗的有功勋的非满家族可以转入满旗。
在罗斯基教授看来，辛亥革命使满、蒙、维、藏能自由地创建自己的独立民族国家。对清廷的忠诚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对中国的忠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加重了反汉情绪。虽然这些地区的独立运动有俄、日和英国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还是中国境外泛蒙古、泛突厥运动发展引发的新民族意识的产物。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是格鲁派的宗教领袖，却是有名无实的统治者，清朝结束后得以返回西藏，驱逐汉官和军队并宣布独立，从此至1950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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