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帝汉化的结论，主要依赖于官方的汉文记录。清统治者接受汉文，将儒家经典作为科考的基础，扶持汉人的艺术和文学，并使自己的信仰中溶入儒教的内容，这些都显然表明了清统治者决心以儒教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汉族属民面前。清统治者还改变了女真的婚姻习惯，并将火葬改为土葬，以符合汉人的习俗。孝道作为获得统治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被提到了很高的境地。罗斯基教授指出，满人将他们扮演为汉人的统治者，这一点无可否认，问题在于这是否是帝王的全部形象。档案资料已有力地证明了对于不同的帝国属民，满人相应采取了不同的统治者形象。
罗斯基教授认为，满族统治者汲取了汉与非汉的多种源泉，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努尔哈赤最早的称号为昆都仑可汗（满语称汗），蒙语意为“年高德劭的统治者”。正如帕梅拉·克罗斯雷(PamelaCrossley)解释的，可汗统治形式下的内容与中国皇帝统治形式下的内容是有极大区别的。自成吉思汗后，草原世界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成为“可汗们的可汗”或大可汗。但“可汗们的可汗”并非是中国的皇帝，他的权力建立在草原上不断涌现的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基础之上，还须视部落首领们的同意而定。这个称号及它所包含的*内容，成为努尔哈赤后金统治的*背景。经清一代，蒙古人始终称清统治者为“大可汗”（博格达可汗）。
罗斯基教授进而说明，随着帝国的扩张，1644年后皇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帕米拉·克罗斯雷运用满文资料论证说，十八世纪清关于绝对皇权的概念极大地不同于前代。虽然儒家称他们的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清政策的核心是建立在各种不同民族臣服基础上的绝对皇权，而这些民族依然保持着文化上的独立性。乾隆帝曾说过自己为满、蒙、藏、维、汉五个民族的统治者。在其统治下，清尽力保存区分这五种民族的文化界限，却又努力使中国南方和东南部的少数民族汉化。这五个民族的语言被官方确认为帝国的使用语言。乾隆帝下令翻译著作、编纂字典及采取其它的一些措施，促进了五种语言的发展。他本人，作为多民族间联系的纽结，也学习满、汉、蒙、维、藏的语言。
罗斯基教授得出结论，清统治事实上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和经济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消除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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