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文章第四部分追溯了中国历史上的“非汉征服政权”。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关于游牧民族与中国关系的经典分析，在1989年受到了托马斯·巴菲德(Thomes Barfield)的驳斥。巴菲德认为游牧民族与中国的关系，不是对抗的，而是共生的。由于“草原政权最终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国去开拓”，中国与草原间统一与分离的循环是紧密相接的。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最有效的获得中国纺织品和其它产品的方法，就是与中国统治者结盟，通过协约换取这些货物；对于汉政权而言，最有效也是消耗较少的对抗游牧民族的方法，就是用金钱去罗致他们，以换取军事上的支持。巴菲德也指出，虽然草原环境只能支撑游牧联盟——一种如果没有持续的资源供应就会分解的松散的组织联合体，但“满洲”政权拥有来自于草原和农耕两种社会的重要文化因素，并且较为成功地将二者融为一体。
罗斯基教授看到最近关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统治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征服政权的研究，部分肯定、同时也部分地质疑了巴菲德的观点。在契丹、西夏、女真和蒙古政权中，汉式的官僚统治被采纳和修改，成为*的准则。这些混合型的政权展示了既统治定居民笔、又统治游牧民族的新的能力。但是，虽然契丹和女真是真正的“满洲”政权，西夏和蒙古却都来自草原。像清一样，西夏、辽、金和元的*才能都是在多政权并存背景下，通过与其它政权相互作用影响发展起来的。每个统治群体都联合了东亚和内陆亚洲诸部，成为一个既包括游牧民族又包括农耕民族的多民族政权。适应不同的民族，就有不同的法律，非汉的统治政权在他们的*制度上是折衷的。因而，契丹使用突厥的官称，金统治者可能是通过维吾尔人吸取了辽的经验，以十进制为单位重组他们的属民。成吉思汗将绝对皇权的概念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既是汉的影响，也是维吾尔的作用。
罗斯基教授认为尽管辽、金、夏和元政权都任用汉官，他们却抵制汉化。所有四个政权都创立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契丹大小字是十二世纪女真创造大小字的基础。蒙古借用维文字，也在同一时期创造了蒙文。维文则是借用于伊朗文字产生的。所有这些征服政权都奉行双语或多语并存的语言政策。金甚至在发明了女真文字后依然保留契丹小字。契丹语在金政权中一直被使用到十二世纪的最后十年。契丹、女真、西夏和蒙古的货币都有两种文字的铭刻。统治者还将佛教、儒教等其它著作翻译成自己的民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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