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基教授评价说，清朝代表了内陆亚洲和东亚统一的顶峰阶段。清代历史的许多方面是有意识地与十至十四世纪的边疆政权保持一致的。清的创造者声称自己是女真金统治者的后裔，他的继任者也尽力在其政策中永久保存这种历史渊源。像金一样，清也首先在东北亚创立政权。他们进入明都北京后，行儒教大礼，成为“天子”——中国的皇帝，又在其认为是金都旧址的热河建立了夏都。满族统治者遵循了其非汉前辈的习俗，在冬夏都之间迁徙。在热河北的木兰，他们设立围场，每年围猎时把蒙古人和其他内陆亚洲的同盟聚集在这里。虽然身居北京，被高度文明的汉文化所包围，他们依然在十八世纪发展满族人的特征，强调骑射和流利的满语。清朝遵循辽、西夏和蒙古的先例，采用藏传佛教作为统治的象征语言。他们溶合内陆亚洲和汉人思想意识的内容，形成一种新式的统治政权。罗斯基教授认为这才是他们取得卓越成就的关键。他们不仅征服了游牧和定居民族的广大疆域，而且创造了一个持续数个世纪的稳定皇朝。在当时中国的情形下，满族所取得成就的突出卓越是十分明显的。近代中国是上述的内陆亚洲和东亚相互之间漫长历史作用的产物。
在题为“清代历史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第五部分中，罗斯基教授主张清代历史是与民族主义和创建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持续紧张状态直接相关的。辛亥革命灭亡清政府后不久，孙中山和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物就驳斥了将中国民族国家等同于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人民的看法。虽然蒙古、西藏、青海历史上是满族建立的皇朝纳入版图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专门确定这些地区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孙中山忽略了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众多少数民族，用“五族”来谈论民族问题，而“五族”是与二百年前乾隆帝的提法相一致的，这也表明孙中山从地理*上对蒙古人、穆斯林和西藏人建立自治国家的企图感到担忧。
罗斯基教授指出，从一开始，中华民国就面临着一个基本矛盾的困扰，即汉民族主义和他们想要将全部清代疆土保全在新的民族国家中的愿望之间的矛盾。“汉族”的创始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据学者认为，在汉文中最早的这种自我认同，是使用“华”、“夏”来代表文明人，与野蛮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汉”则出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争论的背景之下，这时的学者，如梁启超，作为对欧洲种族学说的反应，声称黄种人是由汉族人占主导的，汉人是“文明的创始者，并使整个欧洲走向文明。”如孙中山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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