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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割据藩镇政治诉求的制度表达(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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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4-4 13:27:00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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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王、郡王，亲王虽然有一套相应的官属和机构，甚至也可以称“国”(《旧唐书》卷四四称“亲王国”有国令、国尉、国丞等)，但并无封土，自然也不可能治民。唐代的王爵，按制度规定本来只能授予皇室宗亲，唐德宗以后外臣始获封王爵。四镇首领称王是明确的，但是否有国号，史籍记载不一致，而据《唐代墓志汇编》下册1833页朱滔部将宋俨墓志铭称朱滔为“冀国王”，可知“四王”之称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唐朝爵位制下的王号，它是追求与“授土授民”相联系的“国王”之号。既是王号也是国号，绝非唐王朝通常意义上的爵号。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朱滔的称号。《资治通鉴》卷227、《旧唐书·五行志》和《旧唐书·田承嗣传》均称朱滔为“冀王”，《旧唐书·德宗本纪》则称“大冀王”。究竟是“冀王”还是“大冀王”？据《资治通鉴》，田悦、王武俊在称王之前就曾拟议“奉滔为主，称臣事之”，称王之后，推“滔为盟主，称孤；武俊、悦、纳称寡人”，说明四人虽然共同称王，但其中有主次排序，朱滔既为盟主，称为“大冀王”完全在情理之中，且《旧唐书·朱滔传》中也有“十一月滔僣称大冀王，伪署百官，与李纳、田悦、王武俊并称王”等语，可以佐证朱滔的正式王号是“大冀王”。这与其他史籍称他为“盟主”相一致，说明四王有主次之分，有盟主与从盟之分。
第三个问题是“四王”建号的起止时间。“四王”建号的开始时间，《新唐书·朱滔传》记载是“建中三年十月庚申，为坛魏西，祀天，各僭为王”，十月庚戌为朔，庚申应为十月十一日。《旧唐书》的《德宗本纪上》、《王武俊传》和《朱滔传》都记为建中三年十一月，而不载具体日期，只有《旧唐书·田悦传》有确切的时间，为“十一月一日”，《资治通鉴》采用《旧唐书·田悦传》的记载，我们认为《资治通鉴》的说法比较可靠，“四王”建号的时间应为建中三年十一月一日。
“四王”建号的截止时间，各镇先后不一，首先废除王号的是恒冀镇和魏博镇。王武俊废除王号的时间，《旧唐书·德宗本纪上》和《旧唐书·王武俊传》明确记载为兴元元年(784年)二月。其王号官制存续了一年零三个多月的时间。田悦是与王武俊同时归顺朝廷的，魏博镇的王号官制也只存在了一年零三个多月的时间。淄青李纳取消王号官制的时间稍晚于成德、魏博二镇，据《旧唐书·李正己传》和《册府元龟》卷436记载，李纳应于兴元元年四月归顺朝廷，其王号官制维持了一年零五个多月的时间。四镇中最后取消王号的是幽州镇，《旧唐书·朱滔传》将朱滔归顺唐廷置于兴元元年(784年)六月之后，《资治通鉴》卷231则置于八月至十月之间，朱滔应于兴元元年(784年)八月上章归顺废除王号，其王号官制维持了一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四王”建号存续时间最长的是幽州镇，为一年零九个多月，其次是淄青镇，为一年零五个多月，成德镇和魏博镇最短，为一年零三个多月。总体上看，四镇所建制度的存继时间都非常短暂。
二
四镇称王建号署置百官的指导思想是在效仿战国七雄的口号下建立世袭小朝廷的，即“四国俱称王而不改年号，如昔诸侯奉周家正朔。筑坛同盟，有不如约者，众共伐之”。这番话虽出自幽州判官李子千(或作牟)、恒冀判官郑濡等人之口，但最终能为四镇首领接受并奉为圭臬，显然代表了四镇统治集团的群体意识和集体意志，堪称四镇集团政治诉求的典型表述。那么，四镇集团政治诉求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可以借用欧阳修《新唐书·藩镇传序》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就是“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这个基本内涵由三个要素构成，就是“效战国”、“肱髀相依”和“以土地传子孙”。
所谓“效战国”，用《资治通鉴》的话说就是“如昔诸侯奉周家正朔”，用《旧唐书·田悦传》的话说就是“古有战国连衡誓约以抗秦，请依周末七雄故事，并建国号为诸侯，用国家正朔，今年号不可改也”，用《新唐·朱滔传》的话说则是“古有列国连衡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郓，请如七国，并建号，用天子正朔”，三段话详略不同，重点有别，但模仿战国七雄建国称王的基本精神并无不同。不过，这种模仿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对战国国号的模仿，即四镇称王的国号取自战国时期的七雄诸侯。我们知道，四王的建号分别是幽州镇的朱滔号称冀王，魏博镇的田悦号称魏王，成德镇的王武俊号称赵王，淄青镇的李纳号称齐王。其中的魏王、赵王、齐王三王的国号完全取自战国时期的魏、赵、齐三国，只有朱滔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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