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议长”、“爪哇奉公会”主席。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也在日占时期参加“卫国军”,到日本军校受训毕业后担任中队长。担任过三届印尼内阁总理的哈达,曾任日本军政府顾问。新加坡第四任总统黄金辉,于 1942 年日本侵占后,在日本军事机关任职。历任缅甸国务委员会主席、总统的吴奈温,1941 年被选派到日本学习军事,曾在海南岛及台湾受日军训练,1942 年充当日本侵略军先头部队第二师师长,攻占缅甸。而出任过日占时缅甸政府外交部长的吴努,二战后三度担任总理。老挝国王西萨旺?冯,曾宣布他的国家加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1941 年同日本订立共同作战条约,向英美宣战的泰国总理銮披汶,日本投降后作为战犯遭逮捕,但后来又做了 9 年多的总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三世,1940 年德军入侵时,拒绝随政府流亡国外并率军队投降,10 年后参众两院表决允其复位,只是由于人民的反对才在第二年退位,由其儿子继任。
法国对卖国贼的惩罚较为严厉,维希政府的主要首领在战后接受了审判。贝当以通敌罪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生禁闭 ;赖伐尔以叛国罪被处决 ;德阿特失踪,被缺席判处死刑。恕我孤陋寡闻,除了中国的“汉奸”,我只听说过法国也有“法奸”,而且是套用“汉奸”一词译过来的。1944 年 8 月,盟军解放巴黎,市民欢庆光复的同时,也对法奸实行报复。有一张著名的照片,一个被剃了光头的法国妇女抱着她与德国军人生的婴儿,在市民的簇拥下游街示众。还有一张游街示众的照片,主角也是几个法国妇女,光头上画着纳粹的记号,因为她们做过德国侵略者的情人。这两张照片给我的震撼,超过另两张著名的二战摄影作品 :一是几个美国士兵将一面国旗插在刚刚被攻占的堡垒上,一是一个美国水兵在大街上听到胜利的消息当即搂过身边过路的女郎亲吻起来。我不知道她们除了跟侵略军睡觉,还犯过什么出卖祖国利益的罪行。她们也许是为了真爱,也许是为了解决温饱,也许是被迫,至多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何以要在民族解放的喜庆日子里首先将她们揪出来作为报仇雪恨的对象,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还是一种卑琐的心理?
法国人对“法奸”的痛恨,仍远远不及中国人痛恨汉奸那样强烈和持久。根据“泛汉奸”的说法,连沦陷区的百姓都有“伪民”之嫌。不抗日就是附敌,其间绝无第三条路让你可走。围棋大师吴清源,年幼赴日本学习围棋,正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屠戮中国人民之际,他加入了日本国籍。吴清源后来所取得的地位,以及横扫日本棋坛 15 年无敌手的辉煌战绩,使人们已不在意他当年这一举动,甚至还有些“为国争光”的骄傲。但若放在当时来评论,这显然是“叛国投敌”的行为无疑。音乐家马思聪当然也是“叛国投敌”的,他偷越国境寻求政治庇护,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现在他们有声望、有地位和有成就,已不再有人去说他们了,普通人则不会有这样幸运。
真正的问题也许是,抗日战争结束五十几年了,为什么汉奸还那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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