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廉价的生活居然被列宁一家被视作是奢侈的。没过多久，列宁一家就用四个卢布租了半幢带菜园的房子。在新居里，他们建起了俄罗斯式的炉子。菜园里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黄瓜、胡萝卜、甜菜、南瓜……，还把院子改成了一个小花园。几个月后，来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助手——巴莎，实际上就是一个小保姆。

列宁在流放地时，每到星期日就去给群众做法律顾问。克鲁普斯卡娅写道：“老实说，作为一个流放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没有权利从事律师事务的，但是当时是米努辛斯克县的自由时期。实际上任何的监视也没有。”

克鲁普斯卡娅在书中这样评价当年的流放生活：“总之，流放时期还过得不坏。这是一个严肃的学习时期。”

1900年2月，列宁流放期满后就回到了俄国（欧洲部分）。

这一年夏天，托洛茨基也踏上了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之旅。队伍沿着勒拿河顺流而下，经过三个星期的航行，到达托洛茨基的流放地乌斯季——库特村。

乌斯季——库特村不仅自然风光很美，更为难得的是流放中获得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在这里，老民粹派是流放地的贵族，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一支特殊的力量，而一些识字不多的罢工工人也来到了这里。不同派别的革命者汇聚一堂，使这个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成为一个思想交流与碰撞的富矿。在勒拿河的宽阔水道上，托洛茨基认识了捷尔任斯基（契卡——克格勃前身创始人）、乌里茨基（1918年任彼得堡“契卡”领导人，曾努力争取到了废除死刑的决定，但旋即被一位社会革命党人枪杀）等革命家。由于通讯相对自由，托洛茨基开始为伊尔库茨克的《东方评论报》撰稿，并成为一个作家。

谈到为什么在沙皇统治的后期，监狱制度会出现如此宽松的情况。费格涅尔在回忆录里认为，这与个别监狱司令官的人道精神有关，还有的是因为犯人们与宪兵和看管者混熟了。此外，囚犯们的“坚强、尊严和举止适当”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索尔仁尼琴则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的空气”，“这种驱散黑云的普遍湿润和新鲜的空气，这种吹遍整个社会的自由之风——是决定性的！”

“沙皇监狱制度的动摇和削弱当然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由于整个社会与革命者们一起对它尽力动摇和嘲笑的结果。沙皇制度不是在二月的街头枪战中而是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彻底输掉：那时富家子弟把坐牢视为光荣，而军官们（甚至近卫军的）认为与宪兵握手是一种耻辱。随着监狱制度的削弱，日益明确地形成着战无不胜的‘政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