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征集制”的实施，这场社会变革更加深刻地触及了俄国农村。作者在书中写到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成员对农民的看法，其中包括对面包——粮食的看法，这些看法直接决定着他们对农民的政策以及对所依靠的力量和所采用的手段的选择。从组织全副武装的“拦击队”到实行“粮食专政”，从征调工人组成武装征粮队下乡到动用军队进行“十字军讨伐”，从反对富农到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社会大变革之下的农村和农民的悲喜欢泣，苦辣酸甜，跃然纸上。作者为我们概括了苏维埃政权执政初期的两个特点： “一是它在痛苦地、艰难地学习管理俄国这个庞大的国家，二是它在一切的选择中选择了它认为是最佳的和最直线的路线：通过如同剥夺政权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那样，也用剥夺的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问题、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社会改造问题。的确，这条道路痛苦而艰难，农民的反抗——从分散的、个别的恐怖活动到组成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贯穿了1918-1921年苏维埃政权的幼年时期。同时，还有一种“非暴力的反抗”，犹如山间小溪，几乎是无声地一往直前，这就是暗中涌动着的由“背口袋的人”组成的“大军”。苏维埃政权各种严格的法令和配套手段，在这支“大军”面前形同虚设，防不胜防。1919-1920年间，由这支“大军”背进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的粮食不少于三千普特（相当于四十九吨之多），占了运进这些城市的粮食总量的64.4%和城市居民实际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二左右。看看书中引用的这些数字，就不难明白，什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力量。当然，在交了“学费”之后，尊重现实、勇于探索的列宁做出了调整，以新经济政策这种让农民更容易接受的方式，继续着对苏俄社会的改造。
另外，如果你对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历史有所了解的话，读了书中有关农村和粮食问题的篇章，你会不由得感到触动。对农村的阶级分析，对富农的敌视政策，在解决粮食问题上首选的行政命令办法和强力剥夺的方式，以及“一刀切”式的法令和执行中的过火、走样等等，不是再次现身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吗？尽管两个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执政者的思路和做法却何其相似。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很多领导人，都批评过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也从锋芒直指布尔什维克的农民起义和暴动中得到了教训，但这种错误纠正的是不是彻底？教训是不是足够深刻？夹在前后两次农村大改造中间的新经济政策，对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进而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运动这个历史线条上的转换与联系？一本好书应该能够让人掩卷沉思。
写十月革命当然不能不写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这段历史的主要书写者。尽管作者也成段引用了列宁的讲话和文章，这和一般的教科书有些类似，但这里的列宁是有血有肉的：有领袖的高瞻远瞩，也有政治家的平衡智慧，既有精准的预见，也有判断的失误。列宁对武装起义时机的把握上显示出他的远见和敏锐，在发动起义的关键时刻，列宁也焦虑也激动，他“像一头笼中的狮子”在斯莫尔尼宫房间里走动，并且“在骂人，在吼叫&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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