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4月到6月，是我战俘生活中最难过的一段时间。美军在向德国本土纵深推进过程中不断看到纳粹集中营里的罪行，他们为之震撼，也更加憎恨他们的敌手。这种憎恶在战争结束后就很自然地延伸到德国战俘身上。我们的战俘营（就是所谓的‘莱茵大营’）就设在露天野地里，沿着莱茵河以1万个战俘为一个方阵，一个方阵挨一个方阵地排开。方阵之间用铁丝网隔离。因为战争后期德国的老兵已经所剩不多，我们这个方阵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学的或刚毕业的高中生，年龄在17岁到19岁之间。我们没有帐篷，没有被褥，更没有雨具，就这样在野地里拥挤着熬时间。我们白天挨晒，晚上受冻，下雨时最苦，所有的人都被浇得透湿，在那里蜷缩成一团盼望着雨停下来，然后用体温把衣服烘干。

“因为食品紧缺，美国人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给战俘开饭的形式。他们派出一批士兵面对面地站成两排，中间留一个通道。每个士兵面前摆放着一张堆放着某一种食品的桌子。食品有奶酪、巧克力、肉干和面包，但没有任何水果和蔬菜。开饭时他们命令战俘们以方阵为单位一批批轮流跑步过来取食品。速度要求很快，两旁的美国兵还不停地大吼‘quickly，quickly！（快，快！）’我们不许带容器，又没有时间挑选，只能一边奔跑一边迅速用双手去抓能够得着的一切东西，能抓多少算多少，反正最多也就是把双手占满。这种开饭的方法一是让人吃不饱，再有就是吃不好，有时赶巧连续几次抓回的都是巧克力或奶酪。因为长期没有蔬菜和水果吃，战俘们普遍大便干燥，经常互相帮着往外抠大便。我受不了这份罪，就尽量少吃或干脆不吃东西，所以身体变得特别虚弱。

“饮用水受到严格限制，大小便和垃圾也没有专门的地方和处理措施，环境一天天变得恶劣和肮脏起来，为此美国兵必须采取大面积消毒措施来防止瘟疫的发生。美国人还禁止我们对外通信，我的父母在战后半年多时间里一直不知道我的死活。所以，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人今天会怎样对待那些塔利班战俘和伊拉克战俘的。直到1945年末的圣诞节，我们第一次被允许往外寄明信片。”

“德国军人在战争结束时的去处基本上都是战俘营。按战俘待遇优劣来比较，战胜国的排列是：英、美、法、苏。英国人给予战俘的待遇最符合国际法规定，苏联人对战俘的虐待最甚，因为他们对德国人的仇恨最深。但苏联人是性情中人，他们酒后会发疯，清醒时却是有同情心的。”

“1945年7月，我们被转移到法国，仍由美国人看押。进法国后常有老百姓向我们的队伍吐唾沫扔石头。一件小事给我留下至今还很深刻的印象：在行进中，路边有个在母亲怀中的法国孩子向我招手，我刚刚要抬手和他打招呼，就见那个母亲一把按下了孩子高举的小手，接着就把一个耳光打在孩子的脸上。法国人对德国的仇结已拉得太紧了。我入伍前曾见过大批被俘苏军。德国老百姓见到他们的惨状很不忍心，很多人把脸转过去。没有一个人向这些人扔石头或做出其他举动。这是民族性格的差别。‘二战’时，德国人会在军队的整合下充满攻击性，却不会以平民身份去攻击和羞辱失去抵抗能力的弱势群体。

“我们被转移到法国诺曼底地区的正规战俘营，终于有了帐篷住，但还是没有被褥，只能拿废纸壳箱铺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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