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五人委员会”拿出的赔偿方案,还不及“全协”方案的零头: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生存者一律赔偿1万日元。
这份明显偏向大企业的裁决当然令受害者家长们不满,1956年1月,在“全协”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给受害婴儿体检,但只能到其指定的医院做检查。结果可想而知。“全协”被迫[注: 被迫 拼音: 解释: 1. 受外界迫使。如:敌人被迫放下武器。-beipo]解散,负责人冈崎哲夫新成立了一个“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继续为受害儿童奔走。也许谁都想不到,这将是一场长达10余年的艰难历程。
“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首先是‘发展主义’主导下的结果。”长期从事日本食品安全研究的香港大学学者潘杰说,日本在战后整个发展的主导思想是“发展主义”。1945年到1970年可以算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就是“产业优先”,发展重型的化学工业,这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大量土地流失,变成了企业用地,人口向城市集中。“一列火车一列火车拉着劳动力去城里工作”,这就需要更多的食品供给,因此要发展工业化、化学化的农业——这也意味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难以避免。
如果列举出当时日本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这将是一份长长的清单。除了森永事件,日本50年代由于含镉稻米引发的“痛痛病”、含汞鱼贝导致的“水俣病”世界闻名,60年代的米糠油事件给无数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而对于森永这样的大企业,当时的政府往往采取偏袒的态度。
在这种环境下,民间力量的觉醒,成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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