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单纯的艺术,放任人们“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把音乐当成一种统一老百姓思想感情的重要的统治工具。《论语》和《乐记》大多是“礼”“乐”双提并论,如:“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节人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所有这些论述都强调音乐和礼的规范一样,是至关重要的统治工具。礼作为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能使上下有别,贵贱有等,人们各安其份,乐则能统一人们的思想感情,使人们互相亲近,一团和气,没有牢骚。
我们知道,儒家学派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讲“修”、“齐”、“治”、“平”,“博施济众”,以“内圣外王”为目标。因而儒家的音乐理论凸显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也就不奇怪了。孔子曾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实际就是认为音乐的艺术形式只是细枝末节,政治教化功能才是它的大端。孔子的学生子游对老师的教导领会甚深,并身体力行。他治理小地方武城,就搞得到处莺歌燕舞,一派弦歌之声,孔子带着一批学生到这里,开了一个玩笑,说:“割鸡焉用牛刀?”但立即被子游顶了回去,他说:“我曾经听老师教导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听了,连忙认错说:“二三子,偃(子游)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事见《论语·阳货》)而康有为注《论语》,在这一章下面有个评论:“孔子礼乐并制,而归本于乐。盖人道以为主,无论如何立法,皆使人乐而已。故小康之制尚礼,大同之世尚乐,令普天下人人皆教和无怨,合爱尚同,百物皆化,礼运以为大道之行也。子游尝闻大同,其治武城先以为治。”(着重号为引者加)他认为孔子的根本目标还是在音乐上,因音乐就是使人们快乐和谐的,大同社会就是要使人们快乐和谐。这种理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重视音乐的政治功能相适应,孔子还具有根深蒂固的音乐等级观。他认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各有相应等级的音乐和舞蹈待遇,不得逾越。当鲁国贵族季氏使用天子的“八佾”舞时(六十四人的舞蹈),孔子就认为大逆不道,恨恨不已,“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他还曾对三大氏族在祭礼完毕撤席时用《雍》的音乐来赞唱提出了批评。
今天看来,孔子和儒家过于重视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有“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带有一定的偏颇,其音乐等级观更是保守落后的。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孔子并没有左到“只要政治性,不要艺术性”,他强调音乐要“尽善尽美”,也不忽视音乐的审美功能。《乐记》提出:“乐者,乐也。”音乐就是使人快乐的。孔子曾经陶醉于优美的音乐艺术忘乎所以,他在齐国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并感慨地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二是把乐教作为塑造人的心理情感结构和培育“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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