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追求尽善尽美的境界，孔子是下了大功夫的。“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听到别人好的歌，好的唱法，他都要请求那人再唱几遍，他就跟着别人唱，务求领会。他曾向师襄子学习鼓琴，在未“得其曲”、“得其数”、“得其意”、“得其为人”之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婉言谢绝师襄子关于更换新曲目的建议，刻苦专一地练习，直到对乐曲的内容、乐曲的规律和形象都有深刻的理解为止，令师襄大为叹服（事见《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提倡具有良好教化功能的雅乐，同时也尊重健康的民间音乐，并曾给予高度的赞美。如他曾称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关雎》是周南地方的民歌，孔子认为它中正平和，合乎乐教的原则。他的正乐工作，如前所述，是广泛地汲取了各地民间音乐的营养的。他奔走诸侯之间，既是宣扬他的“道”，也可以说是四处采风。“乐正”，是孔子“自卫反鲁”之后的事，正是采风的成果。但是孔子对于那些低级、放纵、淫靡的音乐，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并反复加以挞伐，不惜上纲上线，这与他对音乐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和崇尚中庸之道是密不可分的。如他曾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论语·阳货》）郑声太过份了（淫，过也，非专指男女之欲），并且严重干扰雅乐的传播，必须加以批判和取缔。《乐记》上还批判“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认为这四个地方的音乐“皆淫于色而害于德”。过去有人认为孔子是站在贵族立场歧视民间音乐，这是有失偏颇的。

四是主张节制、适度的音乐享受观。早期儒家已认识到音乐是人必不可少的欲望，这比墨家因反对浪费而“非乐”无疑更实事求是，但是儒家也并不循此而认为可以无节制地满足人们对音乐的欲望，恰恰相反，儒家提倡在音乐享受上要节制、适度，并且主要是把音乐作为治理教化工具，作为一种极重要的意识形态。《乐记》上说得很明确：“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孔子和儒家奉行“中庸”的原则，认为凡事过犹不及，作为一切行事的方法论，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孔子提出：“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论语·季氏》）凡健康有益的享乐，应该合乎礼乐的原则，应该用礼乐来调节自己，而不应骄奢淫逸，放纵无度。他批判郑声，也是因为它过度，而称赞《关雎》，则是因为它适度，“快乐而不过分，悲哀而不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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