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道理，所谓“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一句，其意思也就是说，尽管“义”的范围很宽泛，但“尊尊”却是其中最大的“义”。正有如《礼记》之所谓：“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16]。《尔雅?释诂》云：“宜，事也”；而《易?乾》亦云：“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这里的“义”与“事”也是对举的。由此可见，“义”就是“宜”，就是理性，就是合理、适宜之事。

在此，我们注意到，“仁”、“义”上接下应：上言“仁”而下言“义”，一说“仁”而一说“义”，既论人而又论事；若合二为一、合而论之，就是“仁义”或者人事，就是事在人为，为政在人。

韩愈尝于《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在他看来，“道”与“德”乃是跟着“仁”和“义”走的，即“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17]。这里合“仁义”而论“道德”可以说全面揭示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的思想本质。但同时，“仁义”却又经由着“道德”而生。“仁”与“义”固为“定名”，而“道”与“德”则亦非虚位。这大概有如《韩诗外传》所云“夫传者，久则愈略，近则愈详；略则举大，详则举细。故愚者闻其大（而）不知其细、闻其细（而）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的缘故吧，于是才使后起的“仁义”有所突显并使既有的“道德”有所虚化，而且韩愈生活的唐代，毕竟距韩非子所云“竞于道德”[18]的上古太久远了。事出有因，因此韩愈当然不能算作是一个“闻其大（而）不知其细、闻其细（而）不知其大”的“愚者”。

《礼记》中有云：“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19]——其意思则是说，所谓“治”，当分为“门内”、“门外”两种：其中，“门内之治”以“恩”为大，因此要以“恩掩义”，以亲疏远近来判定其个中是非；而“门外之治”则当以“义”为大，要以“义断恩”，以是非曲直作为其衡断的标准。此外，这里的“义”可以说就是“尊”，而这里的“恩”也就是“亲”，或者说就是“仁”。于是乎，这里之所谓“门内之治”，大概便相当于《大学》之所谓“修身”和“齐家”；而所谓“门外之治”，大概也便相当于《大学》之所谓“治国”和“平天下”——也就是说，在为政上，“门内之治”或“修身”、“齐家”，要讲“仁”而不是“义”；而“门外之治”或“治国”、“平天下”，则要讲“义”而不是“仁”。大概所谓天下之“治”，不过就在于门内门外、讲仁讲义这样“两手”吧？于是乎，孔子才作如是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20]而在“斯道”之中：“治”是目的，而“政”则是手段；既然“治”有内、外之别，那么“政”便自然要有仁、义之分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正如《礼记》之所谓“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21]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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