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所谓“忠”与“恕”、“孝”与“弟”、“亲”与“尊”、“仁”与“义”以及所谓“文”与“质”等等等等，诸如此类，都不过只是孔子“能近取譬”、“即事见理”，不过只是“仁之方也”，不过只是由亲而尊、由仁而义、由人伦而政治以及由父子而君臣，由上而下、由内而外、由近及远，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上下贯通，内外圆融。正所谓：“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46]；因此与其说“中庸之为德也”在于伦理，倒不如说更在于政治。因为在孔子那里，伦理是基本出发点而政治则是最终落脚点，伦理之与政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其中伦理就是人道，而政治也是人道而且又是其中“道之大者”或者说最大的人道。亦正所谓“地道敏树”、“人道敏政”[47]，“人道政为大”[48]等等……

因此在中国（又岂只在中国）古典思想世界里，在原初意义上的伦理与政治之间，本来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十分公开化的关系——其中，政治并不高倨于上层建筑之上，而伦理本身，也不必屈尊于意识形态之下；否则，在孔子那里，大概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追根溯源，原初意义上的政治从来不曾有过如此的特权。没有伦理的政治与没有政治的伦理，在古典思想世界之中，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仅就这里之所谓“忠”与“恕”而言，二者当是一非二，或者说是合二而为一，合“忠”、“恕”之二而一言以蔽之，则即为“恕”。据《论语》中载：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9]

这大概就是“中”、就是“和”，就是“道之体”与“道之用”，就是“天下之大本”与“天下之达道”，就是基本原理与根本方法，就是孔学思想的本质与核心。 

孔子精于古道、天下折中，乃是中国历史上的“至圣先师”、伟大的思想巨子和唯一的神性人物，而“孔学”则是中国思想史的基准。其思想之深邃、境界之宏远，正如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50]。因此只有充分利用好各种相关资料，才有可能切近其思想的真相，抓住其思想的主体，把握其思想的本质与核心；同时，也只有作如是观，才有可能正确面对一本《论语》，讲好一部“孔学”。否则，其结果势必将五花八门，不堪设想。 

注  释：

[1]《论语》之《里仁》、《卫灵公》。

[2][43][50]《史记?孔子世家》。

[3]《礼记?哀公问》。

[4]见《论语》之《学而》、《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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