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尝有言曰：“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37]；又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38]；而且更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39]。这大概就是孔子的礼学思想，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40]的“道”——这可以说是一整套十分切合逻辑的思想体系——如果你只关注于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对象和逻辑起点的话，那么你可能会认为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在于“仁”；如果你只关注于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的话，那么你可能会认为这一思想体系是一种“仁礼学说”。然而，如果你既关注于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对象和逻辑起点同时而又关注于其逻辑终点及其内在逻辑的论证过程的话，那么你将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其实，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其实并不是什么“仁”而是“礼”，而且这一思想体系本身也不是什么“仁礼学说”而是一种“礼学思想”——而其本质与核心，就是孔子之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41]的“中庸”，就是《中庸》之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庸”。而且这一结论应当说是符合历史与哲学的一般逻辑的——这也便是本文以《中庸》载孔子答哀公问政为切入点和突破口而对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基本认识和总体把握。

三

然而，“能近取譬”、“即事见理”的孔子及其“中庸之道”似乎却又不仅限于此，不仅限于“礼”之一字，它还尤其具体地体现于“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42]的《论语》之中，具体体现在其“论次”过的《诗》《书》、“修起”过的《礼》《乐》、“撰作”过的《春秋》以及其诠释过的《周易》之中[43]。据《论语?里仁》中载：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而《日知录》中则对此解释道：“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尽己致至之谓忠”，“推己及物之谓恕”[44]；而《中庸》中则亦有言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此看来，所谓“忠”、“中”二者，其义一也，皆系“天下之大本”；而“恕”与“和”则亦无二致，俱为“天下之达道”：在己曰忠，在他曰恕；在内曰忠，在外曰恕；在彼曰“中”、曰“和”，而在此则曰“忠”、曰“恕”。据《论语》中载：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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