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始条理也;行之而尽其道,终条理也。”“尽性”就是要尽已之善性,《孟子解》还说:“动而莫不顺利者,尽其性也;舜由仁义行,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顺利之至也。”认为人的行为必须以“穷理尽性”为基础。
第五,善养“浩然之气”。对于《孟子·公孙丑上》所言:“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解》作了自己的解释,其中说道:“浩然,充完也,屈伸俯仰无不中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憾。至大也,是则受非,则辞不可以势刼、不可以气移;至刚也,可,则进;不可,則退。可,則行;不可則止。直其义,虽难不辞;非其义,虽征不苟。至直也,义集于身,则气充于心,尽其志而无所慊于天地之间者,养之之至也。”
由此可见,沈括不仅是一位科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儒家学者。
二 宋儒济世精神的影响
言及北宋儒家的济世精神,首推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范文正公集》卷七)。这一理念得到了同时代儒者的共鸣。欧阳修曾在《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中对范仲淹的这一精神予以高度赞赏。(《文正范公神道碑铭》,《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十八)同一时代的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4],并“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5],落实北宋儒家的济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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