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由于将科学与儒学对立起来的原因，虽然学术界并不否认作为科学家的沈括是一个儒家学者，但这方面的论述，比起沈括有关科学研究的著述来，几乎难得一见。

《宋史》不是将沈括列入“道学”或“儒林”，《宋元学案》也没有列入沈括。将沈括认作儒家学者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他撰写过注释儒家经典的著作，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沈括的著作中有“经类”：《易解》、《丧服后传》、《乐论》、《乐器图》、《三乐谱》、《乐律》、《春秋机括》、《左氏记传》等8种，另有“子类”：《孟子解》。

关于沈括作《孟子解》(《孟子解》，《长兴集》卷三十二)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这与王安石荆公新学的“研孟之风颇盛”有关。[3]王安石酷爱孟子，其亲人、门人也都嗜《孟》、注《孟》，沈括作《孟子解》可能与荆公新学一派的尊孟风气相关。

《孟子解》的儒学思想，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第一，推崇“君子之道”。对于《孟子·尽心上》所言：“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解》提出了“君子之道”，其中说道：“君子之道四：其君安则容，其君安则悦，是事君人者也，君不幸则死之。不为一君存亡，社稷安则容，社稷安则悦，是安社稷臣者，君危社稷则去，社稷不幸则死之。天之所与者与之，天之所弃者弃之，不为一姓存亡，视天而已，天民也。……有命、有义，正已而物正者，大人之道也，行至于大人尽矣。”这里论述了四种“君子之道”，一是以君王为重，二是以社稷为重，三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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