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

    至于“五常”之说，则是董仲舒在面对汉武帝的一次策问中提出来的。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

    由上述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也不乏其中。

    简而言之，董仲舒心目中的“三纲五常”，其实是既要规范君王之言行，又要规范臣民之作为。

    另外，《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夫仁人者，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春秋繁露》有云：“利者、盗之本也”。“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

    由此可见，大学者董仲舒是以重道义，轻功利的思想来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统治者讲求仁政，而对百姓施以德教、礼教，淡化功利之心。

    还有，董仲舒确实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独尊儒术（此处所谓之儒术，其实已经杂家之交合），罢黜百家”。

    然而包括汉代在内的后世政权，事实上普遍也推崇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譬如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尤其值得一体的是，佛家也是在汉代正式进了中华文化圈，而成为显学。

    换言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只是一种说辞而已，或者说事实上并未通行多久，即“独尊儒术”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指出：“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

    基于这种思想，包括西汉在内的后世王朝立法过程中，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作为一种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法律，从而个人、家庭、社会与政治统治从行为规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内在的统一。

    但是“天子受命于天”，跟后备受世人斥责的“君权神授”是一码事吗？

    按照可靠史料的记载，“君权神授”系西方人的一种理念，即西方人曾经认为君主的权力是神授予的，譬如说上帝赋予了某人君权。

    然而，董仲舒所著之《春秋繁露》一书中明确记载的是：“天子受命于天”，而没有说是“神”。

    那么“神”和“天”有无区别，有何区别呢？

    正解应该是这样的：

    “神”指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主宰者。譬如天主教的“上帝”，譬如道教的“玉皇大帝”。

    在中华文化中，“天”其实常常是拟人化的，譬如我们常常会说“老天爷”，即把老天视为爷爷一样的人。另外，在中华传统哲学体系中，“天”指的往往其实是规律，是道，且与“道”时常连用。譬如《道德经》有云：“天之道，利而不害”，意即老天顺应自然规律养育了万物而不生加害之心。”

    换言之，董仲舒其实在提出“天子受命于天”之理论时，已经包含了一种告诫：希望统治者能够像“天”一样地滋润民众，而不要无道——有害于民众，不然“天”就会受命于跟其具有一样品德的“利而不害”之人，即需要改朝换代了。

    然而，悲哀的是，后世之人却因为诸多因素，误解或者曲解了“天子受命于天”，甚至将西方人的“君权神授”之理念强行加于董仲舒头上。

    前述可见，后人断章取义，或者误解，或者曲解“三纲五常”之本意，并天才般地夸大“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社会、历史之负面影响，而有意无意地将“君权神授”与“天子受命于天”混为一谈，且肆意把一盘盘脏水泼向了孔子、泼向了董仲舒，甚至泼向了滋养我们中华民族长达万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

    另外，笔者于此稍微补充：中华主流思想是沿着中华文化之根的解释宇宙万物之规律的易学发展而来，而非沿着以神话传说为基因的昆仑文化演变而成的。

    作者：中国传统文化论坛常务理事、中华建筑报原主编、资深传媒人、知名时评人罗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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