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与传承日子可以日新月异，经济地位可以芝麻开花，甚至传统观念也可以改变，但民族文化不能轻易随波逐流，当我们的时代把“国学”包装成广告噱头，用以达到经济创收的目的，把之当成又好种，有好养，翻本快的“速生杨”时，我们做的不仅是在贱卖我们的优秀文化，而是在做一种文化的转基因，得到的是表面的风光和[注: 名称 光和（178年三月-184年） 解释 是东汉皇帝汉灵帝刘宏的第三个年号。汉朝使用这个年号时间共记7年。 光和七年十二月改元中平元年。]欢喜，种下的却是变异和危机。

文化领域的建设又不能急功近利，揠苗助长。面对西方的文化侵略与冲击，我们不能设想在一夜之间将我们漠视了很久的文化祖先的牌位重新立于堂上，然后按住我们的后生晚辈跪下磕几个响头，给他们几本重新翻印过的祖训，让他们去抵挡风雨的侵蚀与腐化，去阻止因诱惑而产生的观念错位，去重张因缺失而久违的国礼家法。而这时我们应该做的恰是掸掸归来的尘躁，洗洗经历的浮华，泡一盏家乡的清茶盘膝坐定，展一张时势的地图，先标清自己的方位，再标注出理想的峻岭和危险的沼泽，然后分清东南西北，找到我们真正想要去的地方，迈开双脚信步走在开创未来的路上。

    我们也不能只满足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把精华与糟粕不加区分地打上遗产的标签仅凭着恭敬之心统统打包上传。文化是信仰的基础，没有信仰是因为对文化价值的不确定和不坚信，而信仰的树立在于心不在于形，也就是说形式上再花样翻新，而心处于困惑，茫然，麻木，就是背会多少古训，开办多少汉学院，也只是争了个出镜和出位，见小不见大。而真正的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升华不到信仰，就连民族文化的本身也会框于形，流于弊，最终会失其势。更值得深思的是古老的中华文化遗产[注: 文化遗产，中文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前人留给了我们，我们又拿什么样的文化遗产留给我们的后人呢？是用青山绿水换来的摩天大厦，还是用我们的宝藏换来的满街跑的汽车，我们真的有那么坦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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