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作为哲学家的老子能说出这般哲学话语，还是离不开作为政治家的老子对形势的判断：形势的变化是由不得你的主观意志的，是不由你的主观意志所转移的：哪有这“形与势”是往你身上靠的？你只有变化自身，不过分执著自我，去掉所谓主体性，才有可能不被这形与势所抛弃和阻隔。

　　作为哲学家的老子大概还作深远思考：即使能树一代之标杆、开一代之风气，引领时代规范社会，这“我”果真能永远不变？当“我”在树一代标杆之时，作为另一个“我”的“他”也在琢磨开一代之风气，此“我”与彼“我”的“他”都在为强化自我主体轮转着，并倚伏着祸与福的转变，“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五十八章》）。见多识广的老子想想后怕，于是彻底弱化“自我”：实在不行，任其自然总可以，于是也就有《老子·十七章》的话语：“我自然”。

　　有这种思想的老子还真的付诸实践：（老子）出关原本就想一走了之，隐身自我；只是被弟子尹喜所逼或被弟子尹喜所激，不得不留下或一不小心留下反映老子自我思想的五千言——《道德经》。

　　好在老子内心尚存底线，尽可能去“我”之标杆准则，所以表现在《老子》（《道德经》）一书中就较少地用到“我”字（有限的几处“我”字），即使要用“我”时，也改用“吾”字，如《老子·十三章》所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随之而来，“吾”的态度也显得谦卑起来、恭敬起来，“吾”也常以协商的口吻、疑问的形式出现，不以标杆之“我”自居，如《老子·五十七章》所说：“吾何以知其然哉？”《老子·五十四章》还说：“吾何以知天下然哉？”《老子·二十一章》也说：“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这时的“吾”比起上述的以我为主的“我”，就显得大不同了。为了进一步揭示“吾”与“我”的不同，我们还得从“吾”字说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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