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张爱玲”从大陆文学语境里的“消失”，陈子善归结为政治环境的关系。直到2006年，原本要在上海召开的大陆唯一一次张爱玲学术研讨会，却因“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最终没有开成。

温儒敏第一次知道“张爱玲”，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有关。“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温儒敏说。夏志清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将张爱玲写进了中国文学史，并盛赞“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也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同张爱玲相比？”

1984年，《读书》和《收获》杂志同时发表了作家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并刊登了张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自此，张爱玲像“出土文物”一般，浮出历史地表。

40年代:她拨动了落寞的心弦

20世纪40年代，大陆出现了第一次‘张爱玲热’，也就是张爱玲创作其《传奇》《流言》的时期。

1943年，张爱玲身在“沦陷期”的上海。她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一鸣惊人，这年她23岁，与曹禺十年前发表《雷雨》时同岁。

1943年和1944年，是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年份，两年的时间里，她在《紫罗兰》《杂志》《天地》《古今》和柯灵新接编的《万象》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

著名翻译家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发表了重要的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称赞张爱玲的小说是“一个低气压的时代里，文艺园地里探出头来的奇花异卉”。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非常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处境，写出了人性的悲凉，很能拨动战时市民读者落寞的心弦。”谈起40年代张爱玲的走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认为与40年代前期上海的文化环境有关。“当时这个大都市成为沦陷区，其中租界部分又如同孤岛，左翼文化风光不再，大量青年读者流失，于是商业文化更加凸显，以市民读者为主的通俗文学得到充分发展的大好时机。一路走言情通俗的张爱玲可以说适逢其时。”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是《张爱玲传》的著者，余斌很“惊艳”于她文字的撩拨性，她的人生悲剧感、观人观世的角度，以及狭而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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