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人的回忆中，这样的呐喊，极为符合朱偰的性格。

1935年6月28日，他收听无线广播，听到日寇进逼北平的消息，“仿佛听到慈母病危的消息一般”，匆匆北上。这位中央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拿起一台德国蔡司相机，历时两月，对故都文物进行实地测量摄影。

国民政府在南京大兴土木实施“首都计划”时，他又用3年的时间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金陵古迹名胜影集》等三部著作。迄今，这些书籍仍然是南京文化遗存最为翔实的实景记录。

朱元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那些日子，父亲总是早出晚归，背着照相器材和测量仪器，一些偏远的地方还是骑马去的。有一次在明故宫附近拍照被宪兵发现，怀疑他在偷拍军事目标，直至底片全部冲洗出来发现是文物古迹，才把他给放了。

这位经济学家，这么解释自己对于文物保护的热情:“夫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

但多年之后，这样的呐喊，却为朱偰带来了灭顶之灾。1957年，他以“借保护城墙之名，猖狂向党进攻”的罪状被划为“右派分子”。1968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谈及这段日子，朱元春的声音，就开始微微颤抖。她记得自己当时刚刚小学毕业，但“整个南京没有一所中学敢要我”。还没听一会儿广播，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就传来“朱副局长，你究竟要干什么”的批判文章。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在人前他们兄妹不仅不敢哭泣，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但在这个63岁老人的记忆里，父亲在批斗会上对于保护城墙的罪名，从未低头认罪。他总是说:“关于拆城墙，我向政府提出批评，完全是从爱护文物出发，请允许我保留意见。”

只是，拆墙运动继续进行着。如今，跟中华门规模相同的通济门，以及太平门、金川门、草场门、水西门，从南京的地图上彻底消失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55年到1979年的24年里,南京城墙一共拆除了15公里,这段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迹，如今只剩下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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