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怀疑是一种美德

对于80年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气质，北岛已经在《回答》里做出了回答，他说，我不相信。而杨奎松说，怀疑是种美德。

杨奎松穿着睡衣坐在明亮的客厅接受采访，这让我们起先觉得挺随便，但随着话题的深入，彼此随即释然。或许如果让他庄严的坐在镁光灯跟前，我们的采访多半就会流于形式。正如杨奎松对于自己历史方法的描述一样，在党史学界研究党史，身陷体制，充满束缚，所以他选择身处局外，用超脱的眼光去看党史。这就如同穿得很正式地接受采访一样，前者表演的成分大于内容。毕竟穿着睡衣，让环境彼此都放松许多。

这一点在历史研究中竟然很重要。

杨奎松自始至终都在强调自己是个历史学者，而不是一个党史学者。虽然他的所有研究文字几乎都是围绕共产党的历史在展开。他说，这叫距离产生美。

但这种距离多少产生了一种误差，他在治学过程中始终标榜怀疑的力量。在历史学界，他的怀疑是种美德，而放在党史学界，这种怀疑却时常让他成为一个异数。

去年，他出了一本充满怀疑气质的书，名字叫《开卷有疑》，从“孙中山爱不爱国？”到“张学良忏悔了吗？”再到“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他用这本书为他多年来从事的党史研究划上了一连串的问号。

这，已经足够了。

“我的怀疑是个异数”

作为异数的杨奎松，那种不安分的气质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表现的淋漓尽致。1976年，作为一个政治上不安分的年轻人，他被抓进了监狱。那一年，他23岁。

杨奎松:事实上，在我15岁之前，始终挺安分的，虽然赶上了文革，但那时候还小，闹不起来。15岁的时候父亲下放，我跟着去了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在那里一年多，主要工作是放羊。

第二年，从干校回到北京，我被分配到第二机床厂。

那正是1970年，经历了短暂的思想狂飙，年轻人普遍陷入到了无助的彷徨与痛苦的思索之中，无法自拔。他们开始怀疑当下，理性逐渐回归，沙龙文化在大城市的角落里萌芽。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写诗、唱歌或者阅读，灰皮书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符号，风靡于他们中间，他们找到了再度精神启蒙的支点。

杨奎松家在外经贸部大院，那里聚集着一批高干子弟，前两年的老红卫兵，这时候最先觉悟，最先接触到“灰皮书”。思想从大院向工厂蔓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转变，杨奎松这时候试着在工厂里组织读书会，理论讨论组。

不安分的种子自此埋下。

杨奎松:6年后，我在工厂已经是个老师傅了。正是1976年，纪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我憋不住写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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